追忆与评论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    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去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思想家并不以年龄和地位为条件，遇罗克遇害时，年仅27岁，原为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他聪明过人、品学皆优，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虽一再努力,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见诸于世的文字,主要是本书收录的《出身论》等;他还深入思考和研究过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等问题，但那些耗费心血和充满宽智的篇章,尚不知流落何方。    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之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要让千百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恢复自尊自信，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中国处于深重黑暗之时，傲视强权，解放精神奴隶的宣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的青年，可能很难理解出身问题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那么重要，遇罗克为什么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见解而献出生命。这一切都需要从头说起。    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广大青年而言，它更是前途攸关的大事。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尽管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子儿孙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不少优秀青年升学、参军无望,空有壮志而报国无门;不少人在等待就业的队伍中,永远排在末尾,以至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在农村，“地、富子女”多半只能与贱民通婚，许多农村干部因为和“地、富女儿”结婚而失去职位，还有的“地、富子女”-辈子无缘娶嫁。   “阶级路线”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概念,任何人都不敢对之置疑。但是,在一个自称为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了论功绩据以封妻荫子，追血缘必定祸及三代的封建宗法的一套呢? 认真说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传统中，这种所谓的“阶级路线”是完全名实不符,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阶级路线应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基础.上提出的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参见《辞海●政治法律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第5页，以及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定义,那么只能说这二者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在正统定义中，阶级路线涉及作为阶级或阶层的群体，而不涉及个人;它依据的是群体中人们由经济状况而决定的阶级地位，而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毫无关系。比如,许多革命导师、革命领袖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参加和领导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队伍甚至吸收和容纳过本人曾经具有地主、资本家、军阀等身份的人,革命要消灭他们所属的阶级,但他们作为个人则有可能、有资格进入革命队伍。    这项歧视政策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领导层中的明达之士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路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于1961年代表曾中央对北京高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中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 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第4页。](遇罗克在《谈鸿沟》-文和别处用的就是这段话)1966年1月31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重在表现”的政策。    当然,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长时期内,总是极左的作法占上风，虽然有时某些明智的领导(特别是学校领导)会真正“重在表现”，给“出身不好”的青年一线生机。但当文革风暴骤起时，血统论挟“革命运动”之威,露出狰狞面目,肆虐神州大地。宣布“重在表现”政策的彭真处于首批被打倒的“黑帮”中的第一位,这使得血统论红卫兵有恃无恐、趾高气扬，认定这项政策是彭真的“修正主义纲领”、“变天复辟的黑货”,以此为罪名斗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虐待昔日的同窗、校友,被阅受虐待者不但被叫做“狗崽子”，而且被强迫当众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1966年7月底,血统论红卫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后面，是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在署名为“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他们说:“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要靠家传吗?”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说:“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北京炙热的8月被命名为“红八月”，在这个月，北京6中的校舍变成了审讯室，墙上用人血大书“红色恐怖万岁!”在这个月, 红卫兵在大兴县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打死斗死300多人,其中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才出生38天，有22户被斩尽杀绝。“红色恐怖”运动并不止于1966年8月,亦不止于北京。当“阶级路线”和派性及武斗相结合时,野蛮屠杀达到了高潮。比如,1967年10月，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民兵执行,抓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在此前后，湖南的道县、邵阳县等地,也发生大规模集体屠杀“21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特等)及其子女的事件。    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遇罗克的文章在当时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超前性。他表面上是力图捍卫和恢复“重在表现”的政策，但实质上是站在“人权”的立场上要求人的尊严和平等。等。他在“出身论”中提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谈鸿沟》中,他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在理论上,遇罗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点:家庭出身并不等于本人成分,而在这一点上,不论是阶级路线的提倡者,还是血 统论的鼓吹者，都是无法驳辩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一个血统论者可以指明遇罗克家庭出身“不好”，但无法证明“按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可以导致对他的歧视合理，因为他本人成分是工人，为什么一个工人的儿子因为自已家庭出身“红”就有资格凌驾于本身即为工人的人之上呢?遇罗克敏锐地指出，在当时中国社会,“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在文革中，猖獗一时的血统论因为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而遭到声讨和批判,这是否意味着反血统论的《出身论》的胜利?这是否意味着遇罗克依仗文革发动者的威势而取得胜利?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血统论，是因为它的出现干扰了他们的战略部署，用他们自已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们这一次发动政治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最高层搞清洗，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不是整出身不好的人，他们要调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来达此目标，而不喜欢分做火力。因此，他们一开始把首批红卫兵摔上了天，支持他们“破四旧”、“横扫一切牛电蛇神”,以酿风潮、造声势,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但当血统论红卫兵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时,他们要严厉指责和采取措施了,因为这一轮斗争的敌人在党内领导层。 遇罗克的《出身论》也是利用这混战的间隙出场的，但“全面专政”并没有留给他多少活动的余地。《出身论》冒头不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宣判为“大毒草”，他本人终于被文革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作为思想犯)处决。. 明白了遇罗克斗争时的艰难处境,明白了当时文革局面极端的混乱和复杂，我们才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解读《出身论》等文本,懂得“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属于文革的专门术语，理解遇罗克只能使用文革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理解他在文章中随大流地以贬损的方式指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刘邓路线”、“北京市旧市委”,以褒扬的口气提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那个年代的任何文章(包括反《出身论》的文章)要想公开发表,都只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当然，我们决无意做无原则的拔高和曲意辩解,说遇罗克为了战斗而正话反用、反话正用。在当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洞察一切，深知文革运动的底蕴和具体目的，预知文革的最后结局。我们只有理解,遇罗克也会无例外地受当时文革形势的影响,在读他的文章时才不会以辞害意。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不过，遇罗克确实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从他在1966年所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早在5月10日，他就从对邓拓的大批判中，看出那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更高级的人物。当江青打水“批文艺黑线美化帝王将相”,将“革命样板戏”的成装着为已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他就看出了其中的问期，他最坚持的是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当精神奴隶,这些,在1月18日、2月6日、2月15日、5月4日5月23日的日记中都有反映。他和文革中涌现出的其他知名理论家不同，他不是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去铺排出一个表面异端味十足，实则不过是诠释文革路线的理论体系。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已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就像基于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我们编选此书缅怀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

遇罗克写《出身论》的时候我11岁,刚上小学五年级,从上中学的姐姐那里知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著名的对联。我家虽然不是黑五类,但姐姐却是对联的反对派。一次在灯市口女中开辩论会,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传出会场上昂扬而嘶哑的声音,我也站在校门口想挤进去看热闹,但被穿黄军装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挡在了校门外。那个晚上,姐姐似乎是彻夜未归,急得母亲一次次到校门口去找。 1968年,我正在读中学,只是从来不用写作业,也不记得参加过考试,大批判会和忆苦思甜会是那时候的主课。我曾经在一次规模盛大的斗争会上发言,批判的对象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刘自立,他是本校初三的学生,罪行是张贴反对毛主席、反对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我在批 判稿上深挖他的反动根源,认为那就是他那被打成叛徒特务而且“畏罪自杀”的父亲。可见,“对联”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而深入人心。很多年后,我和我的斗争对象成了朋友,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老党员,曾经陪同周恩来出访过非洲14国,并参与过“九评”的写作。 就在这一年，遇罗克被判处死刑！两年以后，遇罗克被枪杀！ 1972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姓氏有点特殊的名字。那一年，我认识了赵一凡并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给我推荐了许多书，介绍我认识了许多人，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本书中《魂兮归来》一文中的主人公郑晓丹。一凡在讲述了晓丹因为维护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后，含着泪说：“如果晓丹活着我一定会让你们认识，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以后，我通过一凡认识了晓丹的妹妹红丹，并与一凡、红丹等数十人一起因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而被捕入狱。出狱之后，一凡对我说：“在狱中我只担心你，从没担心过红丹，因为她毕竟是晓丹的妹妹。”1988年，一凡病逝。我从他遗留下的信中才知道，当年晓丹曾经热烈地追求过一凡，一凡与当时很多人一样，认为年轻人应该以革命为重，不应该儿女情长。晓丹死后，一凡为没有接受她的感情而后悔万分。我在遗物中还发现晓丹的父亲在1979年6月12日写给一凡的一张名信片，其中说：“关于晓丹材料，写就后直接寄海淀区委办公室郑晓丹结论揭批查组，你要留底稿，我回京看你的底稿就可以了。”从中可见，对于晓丹的平反，一凡是做了努力的。一凡曾经保留过批文革资料，其中当然有遇罗克写的全部文章。据说，《光明日报》为遇罗克写平反文章时，曾到北图去查找《出身论》，但最终还是馆员辗转从一凡那里才借到。因为曾经爱着一凡的晓丹，因为与我同案坐牢的晓丹的妹妹红丹，遇罗克之于我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编《遇罗克与《出身论》》这本书对我来说似乎也有了特别的意义。 遇罗克和晓丹被害已经整整30年了，一凡去世也已经10年。但愿这本书的出版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然而仅此是不够的！ 本书的作者之一牟志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遇罗克被判死刑后我哭了，我非常后悔，如果不办那张报纸，《出身论》的影响不会那样大，遇罗克也不会被杀害。”对此，我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牟志京当然无法证实自己的逻辑而为自责找到确实的根据；别人也无法推翻牟志京的结论而使他的自责丧失根据。其实谁都清楚，遇罗克之死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哪张报办不办的问题。事实是，遇罗克在劫难逃，遇罗克必死无疑！这不是遇罗克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离经叛道者的命运，如同张志新。况且，遇罗克正义的声音毕竟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尽管如此，牟志京仍然不能够推翻他自己的逻辑而放过自己。”1995年，牟志京从美国回京探亲，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次他讲到，遇罗克被判决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执行，是因为他出奇不意地表示，要交待自己参加“5.16”的问题。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只是执行又延迟了近两年。遇罗克这样做，是出于他性格中一贯的幽默感，还是出于策略，想使事情发生转机，我们现在谁也无法考证。但是显然，一个年仅27岁、有着如此生命激情的人，是绝对不会甘心在追求的路上倒下的。 然而，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不只是倒在枪口下，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几亿人无言的沉默中。如今，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哪方黄土掩埋着他的尸骨，无法为他的坟冢栽一棵绿树，添一抔新土。 我不知道，如果当时让我上台发言，我是不是会像批判刘自立那样慷慨激昂？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和在座的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诚实地说：我会。我想，如今被这本书所感动的大多数人，如果扪心自问，恐怕都会做出这种肯定的回答。 那么，遇罗克、张志新们之所以会死，就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了。 但愿，千千万万赞成过“出身论”并深受“血统论”之害而没有被压垮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千千万万反对过“出身论”并身体力行地坚持过“血统论”而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不曾知道有过“血统论”与“出身论”之争，不曾听到过遇罗克、郑晓丹其人的年轻人，能够读到这本书； 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回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够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够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1998年11月1日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可能很难想到，遇罗克的《出身论》仅仅是说出了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三十几年前竟会引起人们那样强烈的感情冲动和社会轰动，不是激烈反对就是坚决支持。而且，为了捍卫常识，作者遇罗克竟然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只有对“那个年代”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读懂”遇罗克，才能理解这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字的意义，才能认识到这一“常识”之作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被批判、被禁绝;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焚。一代青年，就是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青年中更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在学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倾的“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即父辈、更多的是祖父辈的阶级成份越来越大地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其实，知识分子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对新社会、共产党一样充满热爱，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因此而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无产阶级化”。由于家庭背 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对日益严厉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种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觉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这种矛盾产生的内心痛苦，长期难以纾解，大都抱“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谨慎处世态度。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更是求“清白做人”而不得，背着难以摆脱的精神重负。 在这一代青年学生中，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由于客观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溶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现出直接的政治参与愿望。在入学、入团等各方面他们都享有特权，一些人甚至被“保送”入学学校中的“学生干部”几乎全为他们所包揽。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提出不仅在教师中、而且在学生中也要进行“四清”，进行“阶级排队”，要在学生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整肃。几乎同时，毛泽东关于“教改”的谈话首先在他们中流传。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根据毛的讲话精神，认为现在的学校仍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修正主义统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此时他们已如箭在弦，当“文革”一开始，他 们就组成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成为一支在强权支持下令人望而生畏的冲锋队。 他们很清楚，自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自已的后盾，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明确说道:“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红旗》，1966年第11期） 他们首先破除的是考试制度。因为虽然“文化”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虽然他们在入学的分数线上享有优惠，但“考分”毕竟在无形中成为对等级特权的一种挑战。因此，他们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学生，用保送和推荐制取代考试制，其实质是要实现特权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仅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牛棚”，而且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地、富、反、坏、 右、黑帮、资本家）子弟。“黑七类”子弟被称为“狗崽子”，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必须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甚至被强迫打自己的长辈。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的信条，被谱成歌曲传唱。红卫兵的发起组织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一文开篇即宣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在通篇的豪言壮语之下，潜 藏着的却是强烈的身份观念、等级意识。对身份、门弟的强调，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出身、背景极为重要，被称为“身份社会”。红卫兵以“阶级”为标签宣扬“血统论”，可说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以“血统”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七类”子弟的作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而为所欲为的红卫兵，他们却又敢怒不敢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文，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 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了最简单的道理，但在“红色恐怖”的当时，这却表明了一种独立思想的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以一人对整个“国家机器”，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的挑战者，而最终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遇罗克是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的思想先驱者，被誉为沉沉暗夜中划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热血放射出理性光华的陨星。时代的黑暗险恶，突显出他思想的深刻和个性的坚强。评说遇罗克，不能不同时考察他所生活奋斗的特殊历史环境————文化大革命。 一、非同寻常的历史机遇 遇罗克是文化大革命的抗争者、受难者，同时又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在常态下不可能享有的发表社会政治见解的机会。遇罗克人生的矛盾性在这里，历史的悲剧性也在这里。 文化大革命与以往政治运动的明显区别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赋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利。 以往政治运动一般是自上而下地进行，领导动员，层层发动，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从而使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人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斗争的矛头通常指向党外、党政基层单位或者少数领导人，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四清等运动。党内斗争主要在高层进行，并且限于党内，如1959年围绕彭德怀的斗争。大凡运动不论其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1957年短暂的整风“鸣放”时期，一度有过发动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党内整风的迹象， 但是斗争矛头很快转向党外，反击那些帮助整风的人士————“右派”。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由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号召和鼓动群众造反，冲击党内领导“当权派”，重点“整”其中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意味着不同程度地绕过执政党的部门、地方和基层领导，削弱乃至剥夺了他们的领导权，使他们陷入被动挨整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一改平时对群众言论和活动的管理方式，最初是开放大字报，继而允许群众成立红卫兵等组织，允许串连、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出版报纸刊物。在放宽言论、出版、结社的同时，参与运动的社会群体也逐步扩大，并且逐步向底层、向疏远领导层的人群发展。运动的积极分子最开始是依靠党政组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模范人物;继而转向家庭出身好，即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所谓“红五类”家庭的人，不再计较是否党员团员;接着家庭出身也不复成为障碍，党内党外一般群众纷纷登场。 运动为普通群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机会，而对于遇罗克至关重要的是1966年10月，中央明确地提出要批判血统论。所谓血统论指当时流行的、以家庭出身判定人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主张。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重要讲话，陈伯达要求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他还把血统论列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之一。他说，所谓“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 可以认为，陈伯达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当时红卫兵正奉行血统论，干部子女掌握领导权，阻碍运动向冲击领导干部的方向发展。中央要求地方和基层领导人为错整的群众平反、要求批判血统论显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将运动矛头引向党内当权派扫清道路。海外有学者称此举为“打人权牌” 文化大革命戏剧性的变化为遇罗克提供了机会。运动开始时遇罗克持批判的态度并身受其害，他曾以一个工人的身份撰文反驳姚文元，被他所在工厂强制“学习”，他居住的小屋也遭查抄，他撰写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只能放在抽屉里而不能发表。但是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油印散发了《出身论》。支持他观点的几名中学生1967年1月创办《中学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创刊号印刷3万份，马上售罄。以后遇罗克又先后在《中学文革报》、《中学论坛》上发表了数篇批判血统 论的文章。从此他的文章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传遍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在文革前的常态下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运动初期也是不可能的。 群众性造反运动的发动和兴起，给了遇罗克难得的言论机会。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像很多学生那样抱着对领袖的感激投入党内“路线斗争”，走上造反派的道路。他努力保持警惕，冷静地把他的批判局限于与血统论有关的问题。他始终使用“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既不轻易暴露真实姓名，又不愿采用当时造反派常见的“战斗队”之类名称。他是《中学文革报》的精神支柱，却又总是通过他的弟弟——— 一个中学生与报社联系，很少直接出面。或许以往的经历和挫折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及。应当说，遇罗克是有准备、有策略地利用这个机会。这是他与造反派的不同，也是文革领导者所不愿看到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决不是为遇罗克这样的思想者提供言论的自由。遇罗克可以讲话的时间并不长，从196年10月算起，只有半年。1967年4月，当运动的领导者们要求对群众运动加以约束的时候，遇罗克的言论就越发显得难以容忍。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宣布《出身论》是反动的。他说《出身论》“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煸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他要求造反派“批它的反动思潮”。此后， 《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5次上书毛泽东进行申辩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处境随着一轮一轮运动日益险恶。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是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要求在党内党外清查“阶级敌人”。1970年1月，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开始。3月，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杀害。文化大革命要以青年思想者的鲜血证明其“必要性”，祭祀它的新秩序了。 遇罗克是因言论致罪的。他猛烈抨击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不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文革以前，共产党内“左”的错误已经根深蒂固，不仅久闻而不知其臭，而且不容他人说半个“不”字。直到群众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党政领导陷于瘫痪的时候，遇罗克才有了发表自己合理主张的短暂机会，却又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而且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无道，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二  关于平等权利的论争 遇罗克撰写《出身论》等文章，向血统论宣战，义无返顾地为受血统论歧视、压迫的青年争取平等的权利。遇罗克毫不含糊地指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遇罗克强调，家庭出身不同于“成分”，共产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貌似公允实则歧视的 作法，他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作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在以后的文章中，遇罗克进一步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曲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 这里，遇罗克提出了他最有价值的命题————平等，即所有的青年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当一律享有的平等权利。它不应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有所区别，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这是中国青年应当理直气壮地享有的权利。但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权利却因为父母，而不是本人的原因，被以“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名义剥夺了，而且不准提出异议，谁提出谁就是阶级立场问题。 血统论的狂热吹捧者老红卫兵不承认这种平等。他们公开地宣称并实行赤裸裸的歧视和压迫:“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2“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 以维护基层党委和工作组为特点的“保守派”也不能接受这种平等。文革前和文革初的基层党委、工作组实行了日益严重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追随他们的保守派学生的态度不难想象。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在一篇后来影响全国的讲话中，一方面维护工作组，一方面讲他的阶级路线观。他蛮横地责间“出身不好”的学生:“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很是听不惯“平等”二字：“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里有什么平等？ 我们有许多哥哥姊姊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作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这种用旧政权迫害革命者子女的现象来论证血统论合理性的逻辑当时颇为流行，但是认真想一想就不难发现论证者实际上正是丑恶传统的继承人。如果连株连亲属也要向专制统治者学过来的话，那么新社会又新在哪里呢？ 遇罗克勇敢地蔑视由来巳久的家庭出身歧视、“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血统论以及血缘传承的社会政治特权，据理力争所有青年本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最初激烈反对遇罗克的是老红卫兵。1967年初，当遇罗克有机会在小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血统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老红卫兵也是今非昔比，江河日下。他们赖以维系其特殊地位的革命父母—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老子”是否英雄成了问题。他们失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宠爱，也丧失了曾经在学生中享有的权威。但是他们仍不愿彻底放弃优越感。 1967年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了文章《评〈出身论〉》。文章开篇就断定《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文章说，《出身论》作者错误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文章反对遇罗克提出的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针对遇罗克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要求，文章坚持工农子女和干部子女在就学、参军、担任机要工作等方面天经地义地应该享有优先权，不能平等。文章最不能容忍的是《出身论》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文章断言:这是“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要造反，要翻天”，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已经改变了1966年夏季的霸道口气，在理论上向比较策略的正统提法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靠拢，但实质仍然是不肯放弃以“阶级斗争”名义掩饰的优越或特权地位。…

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着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不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1966年7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每月20元左右的菲薄的学徒工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源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间题。” 在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见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 《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各级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4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区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1967年1月创刊，至4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1.《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 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林彪、四人帮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面————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其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的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 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目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像吹捧封建统治者那样来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4日目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像新市委所言: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 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在8月3日的日记中，遇罗克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已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正如后来有人评论的:“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 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1966年下半年，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1967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1967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 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1970年3月5日。那一年，他才2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30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

一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1980年10月2日上午9时。河北邢台南大郭村石园。 女烈士郑晓丹圣洁、肃穆的灵堂里，正为《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召开追悼会。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从燕山脚下带了花圈和祭品，风尘仆仆，南下八百里，赶到这古赵国所辖的地区，前来追祭他们亡儿的英灵。 罗克遗像前的供桌上，一杯清酒，一炷线香;两支白烛，两束黄花。黄花——傲霜的矢车菊，是晓丹父亲郑新潮清晨瞠着露水从旷野里一朵一朵采集来的，献上他郑家的一片心意。 素不相识、天各一方的两家人，被儿女们相同的命运感召在一起。他们都佩戴黑纱白花，按照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祭奠:既点香烛，也奏哀乐。灵堂里，香烟缭绕，烛光摇曳，哀乐低回，挽联轻垂。 双方的家长和晓丹的兄弟、妹妹，向遇罗克遗像肃立致敬。王秋琳望着镶有黑边的照片:罗克那两道倾斜的簇聚在一起的浓眉下，明亮的瞳仁里闪出深邃的光芒。仿佛他那线条分明的嘴唇翕动了，又听到他辞别时说的话:“妈，如果我永远不回家了，您千万别难过。”母亲站在儿子遗像前鸣咽失声，垂泪涕泣。这时主祭人宣读祭文。祭文曰: “……西临太行，北望燕山，秋风萧瑟，草木含悲。正当即将公审国贼之际，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石园兰斋，谨备祭品，悼念跟林、江反革命集团和封建反动血统论作英勇斗争的先驱者—遇罗克同志！……” 人们会问:牺牲在北京的遇罗克的忠魂，为什么十年之后在邢台女烈士郑晓丹的灵堂里祭奠？ 二 1966年的冬天，漫长又寒冷。12月里一个零下20度的清晨，北京地质学院东门内路两旁的席棚，完全陷入大字报的海洋。封冻一切的冷风吹过，大字报纸飒飒有声，上下翻飞，像生活那样，一片混乱。有个席棚前，围着一群学生，争看一篇刚贴上去的油印文章—《出身论》。人群里，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圆脸姑娘，踮起脚尖贪婪地看着。她触文伤情，眼里噙着泪花，看不清面前的字迹。无法读下去，一个人便到地院大操场上，沿着边沿一圈一圈地散步，借以平静一下自已的心情。————她，就是地院附中高三年级学生郑晓丹。近年来，家庭问题像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她陷入苦恼的深渊。但这能怪她父亲郑新潮吗？ 郑新潮一九三九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中，他被社会部长康生诬陷为特务，列入枪毙名单，幸亏党中央及时纠偏，才得以活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辗转到了东北牡丹江创办军马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向前方输送了上万匹军马。1950年9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时，表扬他“熟悉生物生态学、物种学，对改良马种很有经验，为我军军马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957年他因不同意取消军马场而被错划为 右派，从此郑晓丹受到百般歧视…… 她在大操场上转了一阵，又到东门里去读《出身论》。读着读着，想到自己这几年不能入团、被人骂为“小右派”的遭遇，又激动得痛哭失声。积郁在她心里的苦闷、屈辱、疑虑、烦恼，全由文章作者替她说了岀来。她擦擦泪眼，抽泣着读下去。读不一会儿，泪花又蒙住了她的眼睛，她又转身到操场上去散步。冬天的早晨，实在冷呵。她哈了口气，立刻凝成乳白色的烟雾。附近屋顶上的大喇叭，开始哇啦哇啦地吼叫。街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拿起笔，作刀枪……”的歌声。恐怖气氛笼罩着这个城市…… 郑晓丹第三次走到大字报区去读那份油印材料，仍然泪流不止。就这样，她往返于大字报区和操场之间许多次，才把全文读完。读完之后，就掏出纸笔抄写。抄完之后，又上街买了一份刊登《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把它珍藏起来。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城市里到处在批判，郑晓丹无处珍藏，便带着它回到邢台郊外乡下的家里。全家人看了，一致认为这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战斗檄文，一定要把它保藏好。那时造反派经常到郑晓丹家里抄家，连玻璃镜框里的马恩列斯像也要拆开来仔细检查。郑晓丹和兄妹们小心翼翼地把《出身论》先后藏在顶棚上，砌入炉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有一次造反派又来抄家，把墙壁拆开，七千册藏书连《出身论》一起抄走！全家人焦急异常。郑晓丹从地上捡起被造反派踩脏的一幅画。那是法国画家让一巴蒂斯特·科罗（1796-1875）的名作《阵风》。画面上寒风怒啸而过，飞沙走石，摧林折莽，搅得天昏地暗，肃杀溷沌。晓丹对父亲说:“爸爸，这场运动不也像阵风一样席卷一切吗？但是任何狂风都不能永远刮下去，它总有止息的时候。我相信，历史会耐心地等待着屈辱者的胜利。将来，还是有希望的。” 全家人群策群力出主意，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派晓丹弟弟冒险钻进藏着被抄走书籍的仓库里，把《出身论》“偷”了回来…… 1968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郑晓丹听说《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已于1月初被捕入狱。她十分愤慨，夜不成寐，独自走到小院里。荒郊的夜月冷森森地照着庭院。榆树的枯枝，在大月亮地上投下凌乱的影子。查抄了十八次的家，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她抬头望月，素月流天的苍穹明洁、安静;可是在这块大地上为什么这么疯狂？为什么古代的文字狱，到了60年代愈演烈、变本加厉？为什么这坟场一样荒凉的郊野也不得安宁？为什么“文革”顾问康生从延安时期就制造大批冤笑，诬迫害老干部？为什么他现在又大喊要抓“叛徒”、“特务”？在康生一贯极左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离篱笆小院一百米左右，有一眼砖窑。社员们用黄土打成的坯，放到窑里经过烈火焚烧，就可变成坚硬的红砖。人，不也应该像泥土那样不怕火炼吗？晓丹突然决定第二天回到地院附中。临别时她对母亲邵清廉说:“妈妈，如果我死了，您不要悲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晓丹回到地院附中提出十八个问题，指出“文革”顾问康生是个大野心家，林彪、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中央文革搞的一套决不是马列主义……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闻讯，立即指使人于1968年4月26日把她关押起来，对她进行秘密刑讯。审讯者要她交代宣传《出身论》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郑晓丹不承认自已有罪，凶手们就折磨她。先是饿她，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她喊饿，凶手就把二十多个窝头都端到她面前，立逼她全都吞下去。她吃了几个窝头吃不下去了，凶手们摁住她的身子，朝她嘴里硬塞。塞进去，她吐出来;吐出来，又把窝头塞进去。凶手们要她交代，她沉默不语。于是就打她，打得她浑身青紫，眼脸浮肿。 她什么也瞅不见了。她闭上眼睛，想起了她的妈妈邵清廉。1943年初，妈妈携带大哥，向人借了盘缠，离开老家辽宁新民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日本鬼子盘问她，阎锡山部队刁难她，好容易到了山西洪洞县，又雇了个毛驴奔黄河边上的三交镇。从洪洞县到三交镇三百里，到处是山。过了黄河，经过绥德，走向延安。谁知道妈妈一进延安南关招待所就被康生手下的人扣押起来，诬陷妈妈是化装进边区的特务，打她，折磨她，要她坦白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 25年后，康生一伙又指使凶手硬通郑晓丹坦白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凶手们见晓丹顽强不屈，就把拴着几十斤重石头的铁丝挂在她的脖子上。她汗流浃背，始终不承认诬陷给她的罪名，表现出一个革命青年大无畏的崇高气节。6月5日深夜，又搞秘密审讯。凶手们把郑晓丹两条腿和桌子腿绑在一起，两条胳膊和椅子背绑在一起，对她严刑逼供。郑晓丹坚持自己的观点，宁死不屈。凶手们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血溅衣裳。垂危时把她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不收，又把她拉到公安医院。路上她突然苏醒，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唤：妈妈，这是块什么地方呀？……妈妈……”1968年6月6日清晨，这年仅21岁的姑娘，就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法西斯恶魔残酷迫害致死了！ 鲜花般的姑娘，才活了二十一个春秋，就这样被人间蟊贼一瓣一瓣地蹂躏、撕碎！捍卫真理的姑娘，正是美好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魑魅魍魉们毁灭掉她的生命和肌体！祖国母亲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三 线香的烟缕在灵堂里萦绕。两个家庭的成员，绕堂瞻仰列士的遗物。 灵堂左侧陈列着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晓丹生前看完这本书，曾对母亲说:“妈妈，我一定要学习卓娅。”当时她在永定门外蕲家坑七圣庙小学读书。寒假里她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冒着风雪，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掏通被菜叶堵塞住的水沟，帮助淘米的小孩把洒在地上的米粒捡起来。晓丹班上有个同学，从小死了父母，靠奶奶糊纸盒、捡破烂过日子，经常迟到旷课。晓丹每晚到他家里，先帮他的奶奶糊纸盒，再帮他补习功课，深夜一个人在星空下摸黑回家。在 那春夜京郊的小路，我们的小卓娅甩着小刷辫，挥动着小胳膊，哼着老师教唱的《我有一个理想》的歌，像只小燕子似的快乐飞翔。啊，谁能忘却共和国那朝气蓬勃的年代！少年们学铁木儿，学刘文学;青年男女则把保尔的话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作为座右铭。生活如春天的草坪那样欣欣向荣，秋天的枫叶那样热烈火红。 枫叶，一片火红的枫叶，现在就陈列在灵堂的镜框里，那经霜不凋的枫叶啊，是我们晓丹心爱的书签。 镜框里还陈列着两朵喇叭花的标本。早晨开放的喇叭花，含露朝阳，一尘不染，纯洁无瑕，————这就是我们晓丹的情操。…

提笔之前 桌上放着一份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糸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镨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出于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我的心在颤抖着。眼睛紧紧盯住那七个字: 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宣告了他无罪。 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只允许他活了27岁 历史还将宣告他是“烈士”、“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然而，我盼望这些他受之无愧的名称吗？不。 我不想对我的哥哥给予任何评价。在我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由他们去说吧！我只有一件责无旁贷的、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用我这支笨拙的笔，凭着浅薄的思想、直觉的感官，去写写哥哥这位普通人，去写写他都干了什么事。 他只有27岁。 但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给予他性格的陶冶、他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年龄比他大一、两倍的人—如果庸庸碌碌过活的话，也不能与他相比！ 一  金色的奠基石 呼啦啦的队旗飘拂着哥哥的脸……大晴空的映衬下，哥哥———遇罗克站在第一排第一个，紧挨旗手。 红领巾，少先队的旗！哥哥是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当他的班主任—穿着白汗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的王笃元老师俯下身来给哥哥授巾时，他的表情是那么庄严、神圣！他举起右手向王老师行第一个队礼，那激动敬仰的神情使在台下观礼的我格外感动！他向上扬起的右手伸得多么笔挺有力，紧紧并拢的手指，几乎像要弯过去似的。 那天，他自豪地一口气向家跑去，炫耀着红得耀眼的领巾。我兴奋地紧跟他跑着，他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多像一团跳动的火苗！街上的行人投来多少羡慕、赞叹的目光呵！ “妈！我入队了！”一进门他就大喊，“给我买个日记本吧！今天的日子最值得纪念，我要从今天开始记日记！” 从这一天（1952年的一个夏日）起，一直到1968年1月5日他被捕，他的日记就没有间断过。 那时，他是否把自已气康负我们的事也记进太了呢？…… 他天资聪颖又淘气，在家里，或在小伙伴之间，常以淘气为乐事。6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放了学，先做功课，并不用大人催。课余的兴趣非常多—搜集成套的小画片、弹球打克郎棋、下军棋、跳棋…他一旦掌握了取胜的规律，便无甚兴趣了，又向另一个游戏“进军”。…

一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们举手投足，全“哗哗”地响。 我们瞠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 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碰”的一声又关上了。我听见了，那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他在这样的最后关头，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二 他是想用假装交待材料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为什么当局没有上当呢？我想:遇罗克和他们已经斗智了两年多了，互相之间已经太了解了，他们不会再上当的。 遇罗克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丁大个儿让遇罗克气疯了，见人就说:“遇罗克是个大花岗石脑瓜儿的狱油子！ 狱油子吗？他是，也不是。 在当局眼里，他确是个狱油子，简直是个讼棍。 他了解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往往能找出预审员的违法、违章的破绽，还能找到自己解脱的漏洞。他还知道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和不成文的各种程序，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和背景，以及他们的性格、脾气。 每个犯人提讯回来，总要向他请教。他会详细地盘问所有审讯的细节:是谁问的？问了什么？怎么间的？别人怎么插话？谁发脾气了，谁又出来打圆场？什么地方狠追不放？什么地方又假装糊涂放过，然后突然杀个回马枪？ 他了解后会细细静想，然后分解揉碎了解释给犯人们听，告诉他们:“这会儿是展开阶段，你就尽量往远处说，往没边的地方说。”“这会儿你的问题，他们准备收口定案了。那是关门吃叫铁门栓。你要成心让他逮个耗子，一点儿什么不给那不行，他们没那么傻。”告诉你如何应付下一次提讯。 他成了号里的宋士杰，犯人里的免费律师。 三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我调号正好调到了他同一个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 他以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我这样自我介绍:“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字。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我佩服那些在地狱中仍不丧失微笑功能的人。 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完全是个书生模样。脑瓜其大无比，向斜后方竖过去，落个“冬瓜脑壳”的美称。 每天早晨起来，他还一本正经做广播操，长手长腿像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无比。别人笑他，他也一块笑。满身学生腔儿。可是他和一般书生不同，他好摇头晃脑地哼些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四 许多犯人，尤其是在外面当干部的犯人，会觉得遇罗克太尖酸刻薄。在狱中管学习的犯人官称:“学习号”，我们的学习号叫李考良。遇罗克就说:“李是李承晚的李，烤白薯的烤，凉半截的凉。”那李考良正经不起来，急不得恼不得。 当我们背诵“老三篇”之后，又学《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念到疲惫不堪、头昏脑涨了。遇罗克这会儿会突然出奇制胜，激起众人的好奇，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他发言了，慢条斯理———— “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满屋子顿时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分子像是突然见到狡兔的猎犬，省过闷来立刻跳将起来。争先恐后，七嘴八舌： “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部合理！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么？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不着急，继续微笑着蔫蔫地拱火: “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么？” 等批判者的话一级级上纲，到了相当尖锐的时候，他忽然做“正色”状，说:…

人生是为正义而战 从“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常常谈论，目前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如实地全面地描绘了1966年“红八月”遍及全大陆的大规模暴行。 正是红卫兵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这充满荆棘、坎坷、血泪而又艰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着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化与道德的熏陶，只知人间有爱与诚实，不知恨与狡诈为何物。长到十八岁的我，一心想当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做个像父亲那样终日著书立说、搞科学研究的人。 谁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岁那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学校里平时亲如姊妹的同学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出身最坏的，即家庭有问题的都是斗争对象。我因为对运动表现出抵触情绪，声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条鱼”而遭到红五类（即出身于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的人）及其追随者们的批判。 8月6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学校—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校领导揪出来，用棍棒打她们（四女一男，故用她们二字），罚她们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凄厉的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卞仲耘校长患有严重心脏病，经不起折磨当晚死去。第二天，红卫兵头目在大喇叭里威胁:“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说了一切后果就由谁负责！” 我的母亲在女十三中当语文教员，在劫难逃，头发被剃，挨过铁链子、枪托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逃也没地方逃，剃了头，公共汽车都不让上，只好每天送她走着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见她剃头而欺负她，到了班上还得挨红卫兵的皮带。我天天护送妈妈去学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体鳞伤的妈妈接回来。我总害怕，早上送走妈妈，晚上能不能见她活着回来。 母亲唯一的过错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体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给自己缝个黑牌子挂在胸前，又被赶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晒下死去。 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读的“苛政猛于虎”，当时我不解地问董老师:“这些人为什么宁愿让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董老师说:“那时的人们没这样的觉悟。” 我生活在20世纪科学发达的今天，就有这样的觉悟。 我纠集了几个儿时的伙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制油印机，办了个油印小报与红卫兵斗争，散发给各个中学与红卫兵对立面的学生组织。就这样，我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认识了遇罗文。 遇罗文个子很高，穿件蓝色的短棉外套，戴着绒棉帽，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看过《出身论》这篇文章吗？”“没看过。”我回答说。他随手从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递给我，说:“你拿去看看吧，不过还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出身论》，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笔锋犀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血统论的罪恶，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主张人人平等，文章最后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斗争。读后真让人佩服作者的胆识。 当我还文章给遇罗文时，向他打听作者是谁，他含含糊糊没告诉我。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杀人事件。首都中学生派十名能干的人组成了个调查团，其中有我一个。遇罗文听说我要去新疆，给了我一些铅印的《中学文革报》增刊，上面赫然印着《出身论》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遇罗文已与四中高二年级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办起了铅印报纸，创刊号登的就是《出身论》，卖报时被群众抢购一空，又增印三万份。 我带着《中学文革报》随调查团去了新疆鸟鲁木齐市。 从新疆回到北京，回家后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罗文，送给他两盒新疆特产葡萄干。他精神焕发，朝气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里有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他问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对他谈谈在新疆的见闻，见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论》上，我不好扫他的兴，便说:“好吧，我去。”他马上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黄色入场券，上面印有地址，入场券是油印机印的。 辩论会在一所红漆大门里召开，被扫地出门的房主业已不知去向。我去时，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向里观望，两派辩士各占一方，东面是身穿杂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双方都神态严峻、紧张，不时为自己推选出的辩士鼓掌。一个身穿黑色制服棉袄，戴着宽大花边眼镜的少年沉稳地翻着面前的一大堆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地驳斥对手，我正好与他面对面，他的神情与周围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似乎不关心与真理无关的一切。”一我不由自主在想。忽听旁边有人赞叹:“这发言的人是谁？真了不起。”我扭头一看，竟是遇罗文。罗文在他哥罗克面前好像换了个人，矜持地冲我点点头。我已知道遇罗克就是《出身论》的作者。他个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点驼，长圆的脸上着副白框眼镜，手插在风雪衣外套兜里，那件蓝绿色的风雪衣罗文有时也穿，无论颜色与样式都很美观。遇罗文对他介绍说:“四中‘红旗’派的，作为‘红旗’派的代表进了报纸的编辑部。”遇罗克说:“才初三，真不简单。”这个被遇罗克称 赞过的人后来成了我丈夫。 遇罗克在临散会前走了，我一直听到完。散会时，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涌，遇罗文不失时机地蹬上椅子，大声宣布：“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统论’被“出身论’驳得体无完肤。”一个穿黄军装的红卫兵也不示弱，说:“这位编辑阿Q精神真强。 我等着遇罗文，他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俩并排走在胡同里，我对他谈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枪杀死的无辜群众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尸体乱扔着，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还听一个姓包的女孩子讲述南疆建设兵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视的情况，她是上海1964年支边的青年，家庭出身小业主，受尽了气，表现再好，也不让她入党。她一边诉说一边哭，我亦无言安慰她，只好抽出一份《出身论》送她看看。“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从新疆回来，我深感人为挑起的群众斗群众是多么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盖棺定论是多么必要。 “我想加入《中学文革报》。”我向遇罗文提出。“好吧。”遇罗文深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再跟牟志京说说。” 第一次见到牟志京是在遇罗文家。他留着分头，怀里搂着个大书包，翻着眼睛专注地听遇罗文讲话。他们在商量去长城游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饭，笑呵呵地说:“洛诵，你也去吧。”我没有心思游山逛水，遇罗克见我执意不去，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扭过头不理睬我。 遇罗文也很爱玩，认识没多久就对我说:“有空时咱们去樱桃沟花园，那儿可有意思了，到处都是樱桃树。” 我们终于去玩了一次。《中学文革报》全体成员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遇罗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酱花卷让我们带着，我们一大群人拥簇在遇罗克的身边，气象专科学校的女学生王亚琴、李金环恭敬地向他请教问题，遇罗克耐心地给她们做着解答，我觉得遇罗克像个青年领袖。牟志京喜欢摄影，他为大家拍照。 我和遇罗文一起到西便门印刷厂取报，又一起到王府井卖报。遇罗文能把平板三轮车蹬得飞快，把报纸分送给各个卖报点。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殷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对于大规模的混乱人们是多么厌倦，对于压在人头顶上的等级制是多么憎恨。 牟志京从来不卖报纸，他认为这不是总编辑份内的事。…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我主动参与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1966.8—1967.8），收获两大“罪名”，被多种形式压抑了十年，插队时更名改姓换地方也未能逃避一时，直到1978年考取大学才不了了之，真是一言难尽。其中一个“罪名”便是:宣传反动的《出身论》。 我自幼喜欢读书，尤喜历史与哲学。自1961年（初中一年级）开始至1965年底（高中二年级）积极争取入团的四年间，由单纯积极、困惑、反复检查自我，到大量学习马列毛著作，在现实对比中再度困惑、内心越来越不平……一次次与团支部的对话，一次次团员发展会，在对家庭的认识检查中，昭示的是出身差别带来的政治不平等。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经历了一段不知所措的时间。7月，工作组和校革委会将同学分成三拨，少部分干部子弟集中北京外语学校学习培训，大部分同学集中定兴县军训以加强纪律性，少部分同学分到西南郊苗圃劳动，改造思想。7月26日，听说各区培训的干部子弟们要在中山音乐堂开大会，我悄悄离开西南郊苗圃，独自赶到中山音乐堂。天黑，下着雨，我混进大门。在军装中和“滚你妈的蛋”的歌声中，听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还是“绝对如此”的辩论。“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后来称为 “老兵”）在社会上的暴虐行为，酷似宣扬“亚利安优等人种”的褐衫党，给1966年8月的北京永远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刻痕。 8月底到9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连写三论“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的大字报，鼓动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要首先战胜自己灵魂深处长期形成的自卑与怯懦，才能把握自己同样具有的革命权利。几乎同时，聚集起十几个同学组成了“刺刀见红”战斗队。从批判自身的自卑与怯懦入手，进而批判“血统论”，使“刺刀见红”战斗队战斗力很强。10月初，老兵开始去外地串联，学校革委会安排我们去昌平平西府梨园劳动。劳动休息时，让我们看贫下中农对那些剃着阴阳头的地富子女进行的人身污辱，名曰:批斗会。10月15日左右，我们悄悄徒步返回城里。想尽办法弄到出外串联的火车票。11月初，战斗队分两批来到长沙，与长沙一中谢若冰等领导的湖南井岗山会合。我协助他们办《井岗风雷》报。12月23日返回北京，战斗队已迅速壮大。12月26日“联动”成立，我们全力投入批判“联动”的宣传活动。1月2日北京展览馆礼堂的“联动”大会上，我战斗队成员上台辩论被打。这以后，几乎每天我都接到许多“联动”的恐吓电话。而同时，战斗队组织了很有效率的编辑部和动态组以及一批很积极的印刷、发行人员，每天向其他学校组织发行“动态报”（油印）。越来越多的反对“血统论”的外校组织和个人与我们联系，共同战斗。在这些人中，有后来与我共同创办《首都风雷》报的编辑们，有后来与我共同创办“四·三”派的《中学红卫兵报》的编辑们，有以反“血统论”为基调的大型歌舞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编剧。在这期间，我们组织专人从学校借出一千元钱和一辆三轮汽车，并联系印刷、纸张等办报的具体事宜，准备好创办批判“血统论”和“联动”的《首都风雷》报的各种物质条件。 也就在这期间，小学同学牟志京给我带来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看后，内心产生强烈共鸣，认为这是所见过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这以后的一天下午，牟志京、刘姜仁（小学同学、京工附中学生）和我在我家厨房聊《出身论》，决定各办报纸，相互配合起来，以不同方式，宣传《出身论》。由于我这里有组织、人力、物力方面的条件，所以在报纸的筹备、发行过程中做了许多琐碎的具体工作，由于涉及人多反而记不清了。例如“中学文革报”这五个字便是《首都风雷》报编辑朱维理（后来也是《中学红卫兵报》编辑）从毛主席手书的字中拼凑出来的，如“文”字是《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等等。很快，直接宣传《出身论》理论的牟志京的《中学文革报》，专门讨论《出身论》的刘姜仁的《中学论坛报》，开设“辩论台”辩论《出身论》的《首都风雷》报相继问世，掀起了宣传《出身论》的短暂高潮。在《首都风雷》报上，我直接编撰了三期“辩论台”栏目，正反文章都由我编写。《中学文革报》的帖汉（13中学生）来往于我们之间传递信息和报纸，以便配合。我组织人力上街卖 双方报纸。我与《首都风雷》报的另外两名编辑还专程携带《首都风雷》报和《中学文革报》到上海，宣传《出身论》，散发报纸。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学和我们站在一起，办报期间我同时筹备校内大联合。随着校外一些组织和报纸对《出身论》的批判，终至中央文革的公开定性，宣传《出身论》给我的组织及战友带来的现实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离开了大联合组织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位置，开始了创办《中学红卫兵报》及“四·三”派一些活动的组织工作。 1968年9月，为逃避继续批斗，在插队途中我更名改姓换地方，跑到呼伦贝尔的小山村插队，却没有因此躲过外调人员的频繁光顾。1970年夏，听到遇罗克因“思想罪”被枪毙的消息，给人的震撼非亲历其时不可言状。我决定处理掉身边的“文革”中的材料。材料中有“文革”中我写的文章底稿、《首都风雷》报的部分校样、《中学红卫兵报》的部分校样、全套《中学文革报》和《中学论坛报》等。我借口去兵团探亲，带着一挎包材料，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在松花江 中流，我边踩水边将材料泡烂撕碎，让它们顺水东去了。从那以后至今，我再没见过《出身论》，再没见过那些报纸。 回忆那段往事，我认为: 1.以出身差别为依据的政治不平等，“文革”前就严重存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对联将这种不平等说成是先天的，以固化其特权地位。“血统论”不过是“阶级斗争”延伸的极端化。赤裸裸地宣扬这种极端不平等，当然会使大多数人内心反感，甚至行为反抗。 2.总体上说，北京中学生在“文革”中除“老兵”和“联动”外的各派组织，从没有进入过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政治斗争主流。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围绕着反对“血统论”，争取平等的“革命权利”这个主旨展开。这样多人念着毛主席语录，循着内心的指引，为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展开大量活动。这是《出身论》产生并得以传播的背景条件。 3.自觉并敢于追求平等的人在当时是少数。尤其是从反对“血统论”的立场出发，向更深层次进行理论追溯，公开触及那个时代理论基础的“纲”的人就更少。遇罗克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为真理献身的勇敢精神，至今仍应令中国知识阶层认真反思。 4.遇罗克及少数人能够将《出身论》在那个短暂的媒体失控时期宣传出来，将“人生而平等”这个基本的启蒙课题，摆在长期习惯于封建专制与蒙味的中国人面前，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难得的幸运。 5.《国际歌》中唱道“让思想冲出牢笼”。以思想定罪，以致消灭肉体，完全是封建法西斯行径，是对人类进步的倒行逆施。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社会的宽容程度对于当年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十年浩劫”的内容是丰富的，某些简单化的结论不可能“浩劫”走那段时空。历史不仅是包袱，更是镜子，它启示大家都要珍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愿大家携手共建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那确实保证人人平等的机制才能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遇罗克，安息吧 写于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