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常识的代价 (雷颐)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可能很难想到,遇罗克的《出身论》仅仅是说出了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三十几年前竟会引起人们那样强烈的感情冲动和社会轰动,不是激烈反对就是坚决支持。而且,为了捍卫常识,作者遇罗克竟然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只有对“那个年代”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读懂”遇罗克,才能理解这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字的意义,才能认识到这一“常识”之作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被批判、被禁绝;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焚。一代青年,就是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青年中更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在学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倾的“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即父辈、更多的是祖父辈的阶级成份越来越大地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其实,知识分子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对新社会、共产党一样充满热爱,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因此而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无产阶级化”。由于家庭背

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对日益严厉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种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觉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这种矛盾产生的内心痛苦,长期难以纾解,大都抱“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谨慎处世态度。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更是求“清白做人”而不得,背着难以摆脱的精神重负。

在这一代青年学生中,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由于客观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溶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现出直接的政治参与愿望。在入学、入团等各方面他们都享有特权,一些人甚至被“保送”入学学校中的“学生干部”几乎全为他们所包揽。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提出不仅在教师中、而且在学生中也要进行“四清”,进行“阶级排队”,要在学生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整肃。几乎同时,毛泽东关于“教改”的谈话首先在他们中流传。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根据毛的讲话精神,认为现在的学校仍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修正主义统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此时他们已如箭在弦,当“文革”一开始,他

们就组成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成为一支在强权支持下令人望而生畏的冲锋队。

他们很清楚,自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自已的后盾,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明确说道:“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红旗》,1966年第11期)

他们首先破除的是考试制度。因为虽然“文化”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虽然他们在入学的分数线上享有优惠,但“考分”毕竟在无形中成为对等级特权的一种挑战。因此,他们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学生,用保送和推荐制取代考试制,其实质是要实现特权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仅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牛棚”,而且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地、富、反、坏、

右、黑帮、资本家)子弟。“黑七类”子弟被称为“狗崽子”,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必须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甚至被强迫打自己的长辈。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的信条,被谱成歌曲传唱。红卫兵的发起组织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一文开篇即宣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在通篇的豪言壮语之下,潜

藏着的却是强烈的身份观念、等级意识。对身份、门弟的强调,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出身、背景极为重要,被称为“身份社会”。红卫兵以“阶级”为标签宣扬“血统论”,可说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以“血统”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七类”子弟的作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而为所欲为的红卫兵,他们却又敢怒不敢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文,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

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了最简单的道理,但在“红色恐怖”的当时,这却表明了一种独立思想的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以一人对整个“国家机器”,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的挑战者,而最终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