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孙怒涛先生邀我在文史讲堂上讲讲遇罗克，我提到遇罗克与梅娘的交往，有人感到很有意思。梅娘是1940年代成名的女作家，1960年代，他和遇罗克一家人有一段相濡以沫的友谊，鲜为人知。

梅娘本名孙嘉瑞，生于1920年。她和遇罗克的父母遇崇基、王秋林是同一代人，又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留学生。1957年，他们都以莫须有的罪名沦为右派。1960年代，他们都住在东四北大街一带，同是群众专政对象，就成了东四派出所政治学习班的“同学”。下课的时候，梅娘路过遇家，遇罗克总要想法弄一点熏干熬白菜之类的小吃请梅姨品尝，和她讨论问题，还曾向她请教屈原的《楚辞》。梅娘十分欣赏遇罗克的才华。

当时，遇崇基和梅娘都失去了公职，两家生活都非常拮据。梅娘靠绣花维持生活，遇崇基得到陈毅的批准，翻译了一本日本围棋著作，得了一点稿费，买了一点大米，就让遇罗克送了一包给梅娘分享。雪中送炭，使梅娘十分感动。

1965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遇罗克写了一篇批驳姚文元的长文，投寄《红旗》杂志》《北京日报》，都吃了闭门羹。于是找到了和《文汇报》编辑比较熟悉的梅娘。梅娘说，推荐可以，但发表后很危险。遇罗克表示，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于是，梅娘帮他把这篇题为《人民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15000字的长文介绍给《文汇报》的编辑，该报1966年2月13日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为题，摘发了3000字。遇罗克当天很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当然，深受文字狱之苦的梅娘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篇文章后来果然成了遇罗克更大的噩运的开端。

梅娘还是《出身论》的早期读者。当时，梅娘被居委会指派写黑板报，粉笔就收在居委会门洞旁的牛奶箱里。遇崇基知道梅娘的信件都要被审查，于是通过奶箱，把儿子的一份《出身论》传递给梅娘。梅娘回忆当时“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的建议下，撰写了回忆录《我家》，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了两家人的友谊。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举办了座谈会，我和遇罗文、遇罗勉应邀参加，80岁的梅娘也到场祝贺。她看见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激动地说，看见你，就想起老遇，你真像你的父亲。

2013年5月7日，梅娘与世长辞，享年93岁。她比遇罗克早生了22年，遇罗克却比她早走了43年。他们是不幸年代的忘年交，可惜这段交往太短暂了。

201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