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评论

几天前，孙怒涛先生邀我在文史讲堂上讲讲遇罗克，我提到遇罗克与梅娘的交往，有人感到很有意思。梅娘是1940年代成名的女作家，1960年代，他和遇罗克一家人有一段相濡以沫的友谊，鲜为人知。 梅娘本名孙嘉瑞，生于1920年。她和遇罗克的父母遇崇基、王秋林是同一代人，又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留学生。1957年，他们都以莫须有的罪名沦为右派。1960年代，他们都住在东四北大街一带，同是群众专政对象，就成了东四派出所政治学习班的“同学”。下课的时候，梅娘路过遇家，遇罗克总要想法弄一点熏干熬白菜之类的小吃请梅姨品尝，和她讨论问题，还曾向她请教屈原的《楚辞》。梅娘十分欣赏遇罗克的才华。 当时，遇崇基和梅娘都失去了公职，两家生活都非常拮据。梅娘靠绣花维持生活，遇崇基得到陈毅的批准，翻译了一本日本围棋著作，得了一点稿费，买了一点大米，就让遇罗克送了一包给梅娘分享。雪中送炭，使梅娘十分感动。 1965年底，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遇罗克写了一篇批驳姚文元的长文，投寄《红旗》杂志》《北京日报》，都吃了闭门羹。于是找到了和《文汇报》编辑比较熟悉的梅娘。梅娘说，推荐可以，但发表后很危险。遇罗克表示，最不好的后果都想到了。于是，梅娘帮他把这篇题为《人民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15000字的长文介绍给《文汇报》的编辑，该报1966年2月13日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为题，摘发了3000字。遇罗克当天很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当然，深受文字狱之苦的梅娘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篇文章后来果然成了遇罗克更大的噩运的开端。 梅娘还是《出身论》的早期读者。当时，梅娘被居委会指派写黑板报，粉笔就收在居委会门洞旁的牛奶箱里。遇崇基知道梅娘的信件都要被审查，于是通过奶箱，把儿子的一份《出身论》传递给梅娘。梅娘回忆当时“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的建议下，撰写了回忆录《我家》，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了两家人的友谊。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举办了座谈会，我和遇罗文、遇罗勉应邀参加，80岁的梅娘也到场祝贺。她看见遇罗克的小弟弟遇罗勉，激动地说，看见你，就想起老遇，你真像你的父亲。 2013年5月7日，梅娘与世长辞，享年93岁。她比遇罗克早生了22年，遇罗克却比她早走了43年。他们是不幸年代的忘年交，可惜这段交往太短暂了。 2018-11-29

(原刊《老照片》第10辑)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再一次用于非体育的政治集会，那是一次“宣判大会”，会上押出了一个戴着脚镣手铐的青年，因为多日遭受非人的囚禁，连大小便都不许使用马桶，他身上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他被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当警察把他拉走去行刑时，他奋力挣扎，不肯把戴着脚镣的双腿移动一步。这时被召集来参与批斗的“红卫兵”与“革命群众”在台上主持者的引领下，发出阵阵怒吼。终于，那青年被拖了下去，送往刑场，惨遭杀害，时年27岁。他的名字，叫遇罗克。　　遇罗克为什么被枪毙，他犯了什么罪？　　判词，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有什么“现行反革命罪行”呢？因为他写了一篇题目叫《出身论》的文章。一篇文章送掉一条命，他不是头一个，但他的遭遇，似乎凝聚着更多值得探究的课题。　　遇罗克早慧，不满18岁时，便高中毕业。他毕业于北京六十五中。他学习成绩优良，毕业后考大学时也考得不错。可是他落榜了。头回落榜，他虽觉得蹊跷，但还尽量往自己方面想，是否有的考题自己以为答对了，却还是要被扣分？自己的志愿是否填得不够恰当、缺乏技巧，从而造成了“高分死档”？……但他翌年、第三年仍报考，仍考得不错，并且十分注意填好志愿，也表示绝对服从分配，却还是落榜、落榜。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自己屡次被拒之大学门外？后来他才明白，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他有“原罪”——出身不好。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20世纪50年代是华北电业管理局的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60年代初回到家中赋闲。母亲王秋琳，50年代初是私营“理研铁工厂”厂长，公私合营后此厂改名机床附件厂，她任副厂长，1957年也被划为了“右派分子”，撤销职务，但仍保留一份工资。遇罗克考大学时，他家还有姥姥，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全家七口人靠母亲七八十块钱的工资维持生活。遇罗克对家庭物质生活的困窘并不在意，他只向往着自己的才能有一个充分发挥的机会，而且天真地认为，父母是父母，纵使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承担就是了，自己属于“祖国的花朵”，理应和别的所有花朵一样，在阳光雨露下结出丰硕的果实。　　遇罗克连续三年考大学落榜后，先是到农场当农工，后又进工厂当工人，他希图从文艺上展示自己的才能，虽然许多投稿都因为“政审”时发现其“出身不好”而被退稿或不予理睬，但那时也还有些社会缝隙得以让他的某些尝试“穿隙而出”：1962年他在《北京晚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1963年《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1964年他写了梅花大鼓《焦裕禄演戏》，由北京曲艺团演出。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出身虽不算好，但党是重在表现的，因此，自己没必要看低自己，更没必要把自己的社会性参与限定在一个“应有自知之明”的框框内，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入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 参与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辩论。　　文革初期，身为“资本家”“右派”的王秋琳，自然免不了饱受冲击，被剪了“阴阳头”，但每天还要挣扎着到单位里去接受批斗。她是一个性格坚毅的女性，似乎很快就适应了劫难中的生存，给自己草草缝制了一顶“尼姑帽”，每天扣在头上，帽边长出些长长短短的“刺猬毛”，进出杂院，居然坦然自若，毫无自惭形秽的神色。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没进屋就招呼子女们：“快，快，快点把大立柜腾出来！”子女们面面相觑，实在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只听她大声地对子女们说：“晦，这还不明白吗？——我把它卖啦！不卖它，咱们吃什么呀？”那口气，不像是悲愤怨怼，倒像是在叙说一桩平常至极的事情……那时她已没了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虽说是大儿子遇罗克和女儿遇罗锦当时进了工厂有点工资，家中另外四口无收入的人，还需她想办法筹集食物填饱肚皮啊！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推向社会，主要靠一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一批出身革干家庭，后来被称为“老兵”的“红卫兵”，当时主要从事了以下几桩“革命行动”：　　一是冲出校门，冲向社会，大破“四旧”。一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分子。但很快地，运动的冲击重点转移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面。尽管“老兵”们对他们所在学校的当权派毫不吝惜，有的校长、党支部书记已作为忠实跟从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走狗”，被揪出狠斗，以致光是西城区的中学里，就斗死了好几个这样的“黑帮走狗”，但“老兵”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自己的老子竟也被猛烈冲击，而且，在冲击他们老子的人群里，竟有很不老少是出身不怎么样，甚至是“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子女。这还了得！于是，他们有了“维护正常革命秩序”的心理需求，在这种越来越紧迫的需求推动下，他们组织了“纠察队”，开头是分城区的组织，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后实行了联合，称“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成立后所做的头一桩大事，就是到处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副对联立即风靡全城，传往外地，并且立即引发出了激烈的辩论。　　遇罗克大概是在“联动”的“对联”出笼时，便开始埋头撰写批判“血统论”（即“唯出身论”）的《出身论》。他写得很认真，思考得很深，引经据典，层层掘进地阐释他所认知的真理。到1966年深秋时，他和弟弟遇罗文（当时是六十五中的高中生）一起，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将《出身论》油印了出来，拿到大街上散发。他的朋友任众当时也参与了散发，方式是在骑自行车上班的过程中，看哪儿人行道上人多，便往他们脚底下一抛——总有人争着捡拾阅读。1967年年初，他们又假借“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的名义，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将《出身论》“正式”发表了出来（文末注明：1966年7月初稿，9月再稿，11月定稿）。这张小报当时张贴在城区很多地方，吸引了很多人驻足。笔者当年就是在地安门一处报栏上头一回读到它的。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当时是北京二十五中的初中生）及他们的一些同学到街头卖报，销路极好，1月18日首印的“创刊号”两万份被一抢而空，以至于不得不在2月又以“专刊”形式再印了六万多份，依然是供不应求；这份报纸也很快传到了外地，《出身论》被以各种形式翻印、传布。　　《出身论》刊发时，前面有个“编者按”，其中说道：“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欲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反动的唯出身论……反动的唯出身论者，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致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的新压迫……”这个“编者按”，其实也是遇罗克写的。《出身论》的文本值得仔细地进行研究，它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强调“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第二部分“重在表现问题”，其中又有几个小标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这个话题是从“黑五类子女（对于革命）不保险”的说法引出的；第三部分“受害问题”，从大学招生、工厂提干、农村给地富子女划成分、街道办事处改选居民委员会等几个方面得出如下结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文章后面还有六条注解，其中第五条提出：“我们建议……做一下社会调查。可以在本单位调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是多少？党团员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因出身不好而限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　　196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日。遇罗克一早到邻居任众家对他说：“任老师，我们要去香山玩，您也去吧！”任众很高兴，背上借来的手风琴，跟他们骑上自行车，到香山去了。一行人中除了遇家三兄弟，还有三四个中学生。爬山的途中，遇罗克断断续续地对任众说，《中学文革报》恐怕出不下去了，听说“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已经在小范围表态，说《出身论》不对；遇罗克还说，感到这些天在上班的路上，似乎有人跟踪他。不过那天总的来说遇罗克的情绪还是不错的，跟大家有说有笑，任众拉手风琴，他也很喜欢听。后来，他们爬到山顶一处废弃的破碉堡那儿，遇罗克没有招呼任众，却也并不避讳他，把小兄弟们叫到身边，小声地吩咐着什么。再后来，任众看见他们把事先包扎好的一些本册往那废碉堡与山崖衔接处的缝隙里藏匿，藏完还拣了些石块封牢隙口。当时任众以为他们藏匿的是日记，很多年后，提起这事问遇罗文，遇罗文证实，他们藏的并不是日记，而是遇罗克与另外两个人合写的一部诗集《凝秀集》。为什么要藏匿这部诗集？集子里“凝”了些什么“秀”？遇罗文说连他也没读过这部诗集，哥哥平反后，他曾重登香山，找到那个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几个本册了。不知后来是何人取走了？在沧桑世道、攘攘人寰中，这《凝秀集》还默然存在么？那黄脆的纸片上以褪色的墨迹书写出的诗句，谁还记得？　　1980年，在为遇罗克平反的通讯中，引用了由同监难友背诵出的遇罗克诗作《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这首体现出遇罗克视死如归、豪情万丈的诗作，会是《凝秀集》中的一首吗？任众虽然和遇罗克一起在龙潭湖游过泳，却并没有跟他一起攻读过“马列”或别的什么书，香山之游后不久，任众就搬离了东四北大街的那个小院。后来遇罗克曾主动到任众住处探访过一回，没想到，那便是他们的永诀！我问任众，《赠友人》的受赠者会否是你？任众说自己不配。斯人系谁？如今尚在否？遇家幸存者们无人知晓，除非那人自己站出来，否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遇罗克被处决后，有关部门通知家属去领取遗物。遇崇基和王秋琳夫妇去了。所谓遗物，是几本马列著作，和一件遇罗克始终舍不得穿的新衬衫。人亡物在，宁不心碎！遇崇基难以自持，欲哭无泪，几乎倒地，王秋琳却紧紧地搀扶着他，大声对他说：“咱们孩子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哭，不在这儿哭，走，咱们回家！”两人挣扎着走到街上，遇崇基泪流满面，神魂恍惚，终于挪不动脚步，在一个墙根蹲了下来，王秋琳俯身安慰他：“咱们回家，回家……”他们终于回到家里，亲人们都在凄然地等待着，王秋琳把门一关，全家轰然放悲，遇崇基哭得倒地打滚……　　在那个时代，家里有人成了“现行反革命”并且被公审枪决，政治上是备受歧视的。遇家不仅遭受冷眼，还常有人朝他家门窗投砖石瓦块，姥姥只好转移到亲戚家，不久在惊恐中病亡。遇崇基到东北一个尚愿收容他的朋友家暂住，后来连一贯倔强的王秋琳也不得不辗转躲避。大妹妹遇罗锦早在哥哥被枪毙前，就因日记被查抄，并从中发现了她“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反动言论”，被送往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一度家中只留下小弟弟遇罗勉（王秋琳本想与他相依为命，却被单位揪去给她办“学习班”，不许回家）。那时遇家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屋子里一派破败景象，桌子上的灰土足有一厘米厚，用手指一划，能留下深深的凹痕。遇罗勉靠一些同学给些食物充饥；那时遇罗锦给家里来信，说实在不够吃，想吃点香的，遇罗勉就把家里面缸倒扣过来，把所余存的白面归拢到一起，在热锅里搅和熟，兑上些糖精，装了一小口袋，扒火车，给送了过去。　　1979年，遇崇基和王秋琳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时一些人回忆起遇崇基的才能与贡献，他曾在50年代国家钢材匮乏时，开动脑筋，反复实验，发明出一种用竹材替代钢筋建筑楼房的方法，并在房山县的良乡镇推行，取得成功，所盖出的一批“竹筋楼”，至少在70年代初仍被安全使用。可是恰恰在他发明了以竹筋代钢筋的建房办法不久，就被划为了“右派”，给他改正时已然67岁，身体虚弱，纵使再想为国为民奉献聪明才智，已力不从心，他于1988年去世。王秋琳平反后在区工商联、区政协发挥了一些作用，虽性格刚强，为人豪爽，但多年的苦难煎熬，使她多种疾病并发，比老伴还早逝四年。　　遇罗文、遇罗勉兄弟历尽劫波，前者还曾被判刑入狱，1980年官方为遇罗克公开平反，在报纸上作了宣传，才连带着把他解脱出来。他们哥俩继承了父亲那种喜欢理工、乐于发明创造的禀性，近年来专心研究“水刀”，已取得可喜成果。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穿过整个国土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一只只疲倦的手中升起低沉的乌云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呵，我的土地你为什么不再歌唱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也象崩断的琴弦不再发出鸣响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也永远背对着你只留下星星和浮云我寻找着你在一次次梦中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我寻找海岸的潮汐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明天的枝头上成熟的果实会留下我的颜色必须承认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即使鸽子落到肩上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它们梳理一番羽毛又匆匆飞去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朽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

将近20年后的今天，人们才又有机会缅怀遇罗克，不能说不是我们的悲哀。 自从1980年，全国报刊大张旗鼓地给遇罗克平反，称他为英雄以来，我遇到最多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给没给他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 今天，我给大众一个回答: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是的。“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罗克的事迹见报后，我家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遭遇，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缩影。在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善良的中国人眼里，希望从中看到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态度。 人们希望对许多事情有个“说法”，但往往又很失望。 我父亲是个有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首创的“竹筋楼”小区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屹立在良乡镇上。随着施工的结束，他旋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并被劳动教养多年。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这就是20多年折磨的代价。“右派”是改正了，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因为他曾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 母亲因为没有被开除公职，尽管被降薪降职，“改正”右派身份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父母是超脱的。在给罗克平反后，公安局专案组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只要求将因受《出身论》案件牵连第二次入狱的我尽快从东北监狱释放出来。 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过去，请不要忘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冤魂。罗克曾让我们帮他收集许多惨绝人寰的资料，准备予以逐步揭露，但没有机会发表。他不会去理睬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他最关心的是人的尊严。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等集中营。那同样是20世纪人间的悲剧。为了警告人类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让人们忘掉它，许多国家建起纪念馆，德国总理跪下忏悔，以便更深地记住这段历史，避免悲剧的重演。从而也使人们减少了对日耳曼族的恶感。 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而没有抓住导演，就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因此他建议建立“文革纪念馆”。 我很感谢本书的编者们，他们使许多人知道或记起了，中华民族还有大讲“血统论”这段历史，或许以后因此不再讲“血统论”了。但是有人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讲了”。其实，现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父母所在单位的党委证明其父母的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现。 因为有许多人关心，现将我和亲属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母亲，王秋琳，于1983年5月去世，享年63岁。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她最后一次日记是那年5月1日，是哥哥的生日。她又想起了哥哥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母亲下班的情景。有一次母亲走到他身边，他才惊醒，羞涩地说“妈妈，我睡着了。”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父亲，遇崇基，于1988年去世，享年73岁。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弥留之际，已经不认识谁了，嘴里还叨念着“罗克，罗克……” 遇罗锦，从1986年以来一直在德国居住、写作，过着清闲的日子。我多次劝她回国看看，她总是拒绝。我想，是因为这里会引起她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和弟弟遇罗勉，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电子，自认为是绝好的搭挡，所以一直在一起工作。近年搞“水刀”的研制。制成的“前混式水切机”被专家称为世界首创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得多。 我还要介绍一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最值得我敬佩的人物一郝治（牟志京文中误写成他哥哥的名字————郝汉，还把魏雷误记成顾雷，纪亚琴误记成王亚琴）。他是哥哥中学同学，也是我家的世交，说话幽默而有见地，是我们《中学文革报》中唯一的大学生一轻工业学院的。为了掩盖他父亲是右派的身份，化名马列。在 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仅右派出身，就足以“证明”所作的一切都是错的了。他能考上大学，简直是个奇迹，为此勒令他休学一年。 罗克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首先要给我和郝治看，让我们帮助修改。我能提出的意见不多，而郝治能出不少主意。罗克被捕后，我俩被看成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或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分别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里。我的命运比他强，在学校里处境好些。他被关在黑暗的楼梯间，每天遭受一次毒打，吃的只有窝头咸菜。两个多月，他至死不承认什么反革命集团。但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于是绝食7天，校方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再毒打，放他回家。他走到阳光下才看到，自己的枕头已被血凝结成一层硬壳。他是我知道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后来我的命运又不如他了，由于有手榴弹一案在身，也是出于审讯的需要，从群众专政又升级为拘留审查，关进了哥哥正被关押的半步桥监狱。当时受《出身论》一案牵连，被判10~20年徒刑的还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 《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委托我向《中学文革报》知道他身世的成员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一个人检举他，否则他的处境不堪设想。是的，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都珍重那段纯洁、高尚的友情。              …

当我五年前开始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原始资料的宝贵。这些资料的难求，固然因为保存本身需要冒太多的风险，所以大都屡遭劫难：同时也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往往长期尘封，或保存在私人手中，秘不示人。保存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见诸公开的传媒，否则随时都有湮没的危险。因此，推动这些民间思想史料的公开出版，一直是我的心愿。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需要寻找适当的运作方式与市场接轨，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很难。 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所幸的是，和徐晓、徐友渔先后说起此事，他们都十分认同，马上全力以赴。同时还得到了宋永毅、杨健、印红标、李恒久诸位朋友的无私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四面八方集中了本书的全部内容，并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来，奉献给读者。 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遇罗克的命运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为思想付出了最商昂的代价一一年仅27岁的生命； 一方面，他的思想在生前却得到一个空隙，从而大面积传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有的是赞同者，有的是反对者，有的是公开反对而内心赞同者，有的是当时反对而后来赞同者。做为一个青年思想家的个案，他可以辐射出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的宗旨主要是展示遇罗克的思想和生平事迹，只收入了很少的研究文章。我相信，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引起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革史等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 对于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等报纸上发表的七篇文章，本书保持了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认为，在1967年的语境里，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遇罗克在引用当时掌权者的言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理论来证明自已观点的合法性，同时把当时已经打倒的领导人的观点做为批 驳对象，这都属于表达的策略。遇罗克的深层思想，并不在于认同或否定哪个领导人的哪个具体说法，而在于为5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变相的种性制度下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声张权利。这才是文章的精神实质。如果比较一下遇罗克为《中学文革报》发表而写作的文章和他留给自己看的日记，就会发现，他真实的思想要比为公开发表而写作的文章更加独立，更加彻底，更加纯粹，更加深刻。当然，我们也相信，有历史感的读者的关注重点，不是计较他的文章正面引用了谁的话，批判了谁的话，利用了当时那些主流宣传口径，而在于体会他当时所表达的中几大地上最先进的 人权觉悟。所以，在编辑过程中，即使過到与今天流行的认识明显不一致的文字，也力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删节，只是个别人名以××代替。 今天的中国，不论人权意识，还是人权状况，与文革年代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压得千百万人喘不过气来的“黑五类”，如今被反其意而用之，成了一种保健食品的品牌。“家庭出身贫农”，已经进入民间的笑话。悲号变成调侃，血泪化作招贴。然而，在告别现代种性制度的恶梦同时，人们似乎也淡忘和疏远了遇罗克那种不惜点燃自己照亮黑暗的崇高精神。编这本书，也是想同这种淡忘和疏远抗争。 筱敏在谈到另一位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李九莲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她被枪杀了，她的思想再也不能生长。而得以继续生长的，是另一些幸存者了。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 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要不时地告诉自已: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 对李九莲，我们这样缅怀;对遇罗克，我们也这样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