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十几斤重的大黑铁环，像李玉和当年用的一样，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我们举手投足，全“哗哗”地响。

我们瞠着铁镣，很有点悲壮的劲头。自然想起“带镣长街行”的歌，然而那是夜半时分，是在北京看守所院内，连“告别众乡亲的场面都没有。跌跌撞撞地走到二十三筒二十四筒小院。犯人们管这儿叫“枪号”，官称“死刑号”。

每个人被关进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单人牢房，我坐下来喘着，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每个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打开门，一一登记犯人的姓名、年龄。刚刚关上我的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过去打开他的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碰”的一声又关上了。我听见了，那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他在这样的最后关头，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二

他是想用假装交待材料的办法，来拖延时间。为什么当局没有上当呢？我想:遇罗克和他们已经斗智了两年多了，互相之间已经太了解了，他们不会再上当的。

遇罗克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丁大个儿让遇罗克气疯了，见人就说:“遇罗克是个大花岗石脑瓜儿的狱油子！

狱油子吗？他是，也不是。

在当局眼里，他确是个狱油子，简直是个讼棍。

他了解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往往能找出预审员的违法、违章的破绽，还能找到自己解脱的漏洞。他还知道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和不成文的各种程序，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和背景，以及他们的性格、脾气。

每个犯人提讯回来，总要向他请教。他会详细地盘问所有审讯的细节:是谁问的？问了什么？怎么间的？别人怎么插话？谁发脾气了，谁又出来打圆场？什么地方狠追不放？什么地方又假装糊涂放过，然后突然杀个回马枪？

他了解后会细细静想，然后分解揉碎了解释给犯人们听，告诉他们:“这会儿是展开阶段，你就尽量往远处说，往没边的地方说。”“这会儿你的问题，他们准备收口定案了。那是关门吃叫铁门栓。你要成心让他逮个耗子，一点儿什么不给那不行，他们没那么傻。”告诉你如何应付下一次提讯。

他成了号里的宋士杰，犯人里的免费律师。

三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我调号正好调到了他同一个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

他以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我这样自我介绍:“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字。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我佩服那些在地狱中仍不丧失微笑功能的人。

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完全是个书生模样。脑瓜其大无比，向斜后方竖过去，落个“冬瓜脑壳”的美称。

每天早晨起来，他还一本正经做广播操，长手长腿像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无比。别人笑他，他也一块笑。满身学生腔儿。可是他和一般书生不同，他好摇头晃脑地哼些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四

许多犯人，尤其是在外面当干部的犯人，会觉得遇罗克太尖酸刻薄。在狱中管学习的犯人官称:“学习号”，我们的学习号叫李考良。遇罗克就说:“李是李承晚的李，烤白薯的烤，凉半截的凉。”那李考良正经不起来，急不得恼不得。

当我们背诵“老三篇”之后，又学《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念到疲惫不堪、头昏脑涨了。遇罗克这会儿会突然出奇制胜，激起众人的好奇，说几句招人兴奋的话。他发言了，慢条斯理————

“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满屋子顿时静下来，全愣了。几个积极分子像是突然见到狡兔的猎犬，省过闷来立刻跳将起来。争先恐后，七嘴八舌：

“什么？凡是存在的全部合理！那么蒋介石存在，他合理么？刘少奇存在，他也合理吗？……”

遇罗克一点不着急，继续微笑着蔫蔫地拱火:

“你们仔细想想，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么？”

等批判者的话一级级上纲，到了相当尖锐的时候，他忽然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那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份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地笑了起来。开这种玩笑，在这个地方，可真得有胆！

五

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

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总会“门清儿”，所以，任何人都会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得多。

一天，一位工人对我说:“别把什么都告诉他，他在不知道你的底之前，对你感兴趣得不得了。等他把你肚子里的玩意掏干净了，就不爱理你了。”

也许，他有时是这样，也许他不知道或不在乎这也会得罪人。他只关心自己积累了些什么，只想应该找一切机会多学点东西。好在我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已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别的牢房

里，刚刚从别人那贩来的。他通过给我讲来复习这部分知识。我的天，他真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那合同合理，是平等交易。我从他那儿又学了一招。

六

其实，他也喜欢宣讲。他主动要宣讲的时候，就不在乎他合同不合同了。在我们号的几个年轻人要求下，他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非常入迷。可是，或由于基础的原因，他们往往听不明白遇罗克的讲述。他转过头来间我学过没有？我说:“在大学我学理论，这些我全懂。”他又兴趣很浓地追问起我来，我对这套没什么兴趣，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对着。他胸无城府地直接了当地说:

“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

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化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些现代哲学。而现代哲学不同些，并不一定要用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萨特和黑格尔是有极大区别的。”

他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后来他真的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他说了许多过火的话，我真一点儿也没生气。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是佩服和羡慕这样的人。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能彻底，才能深钻下去。

七

一天，遇罗克从同屋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那是他习惯地嘲讽的笑容。

后来，那个老头受到了政府的警告，不敢再把他那套旧版“毛选”借给遇罗克看了。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像是馋孩子见到巧克力。我却不明白怎么会那么有意思。

他后来对我说：

“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又露出满意的笑容。

八

每天早上，放茅的时候，他总是挤到厕所唯一窗口边，向外贪婪地看着。我们只有这个窗口可以看得见外面的树和院子。牢房的窗子是漆成白色的，根本不透明。

那回我们俩正好站在一起，窗外的树枝刚刚冒出嫩绿的春芽。他伸出手去，想摘回一枝春芽，我也伸出手，可惜铁栏挡住了我们的身体，无法够到那个树枝。

他突然笑了，说:“我的手出狱了，我的手自由了。”我也挥着自己的手说:“我也自由了！”

每天吃完饭，他都会向管理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笔的。他说: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天都会给他，他就用这个方便，乘机写下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我们俩曾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起来的，都一一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五百首了。

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

星期天，我们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线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似乎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沟流月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良性自我解脱方式，一种个人的小小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心想将来有机会能带岀监狱，也算是一种纪念。可惜在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我明白:告密者常在。

晚饭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诗词。我对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特有的韵味。只有有了中国文化的根底才能真正理解、体会，也只有用这种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微笑对我说一首盛传是乾隆所作的“登香山”，那正是遇罗克所填的词。词的最后两句是:

“来路崎岖征路长，哪堪回首眺望。”

他读完后，有些伤感地望着傍晚的天空——铁窗外的一角火烧云。

那时候，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学着写了些旧体诗词，请他指点。有时，我们贴坐在墙根儿，用块方格手帕当棋盘，一人手里拿一张废纸或手纸，两种颜色的纸。用那当棋子，每走一步，就撕下一小块纸。队长来查号了，我们不慌不忙把手绢一折，往兜里一揣。我们把那叫做“隐形围棋”。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他仗着记性好，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你绕晕了。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棋谱。别说“桔中秘”、“梅花谱”，那么一本不大有人知道的卡，他都能头头是道给你聊半天。真不知他那脑袋怎么长的！

九

或许由于他特别自信，所以他的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七个不吝，八个不在乎。

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一到那时候，他总是向我说起他的家，自己的童年。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一说到童年，他会一本正经地唱起一首苏联歌曲：

“斯大林率领我们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很投入，唱完后自嘲地笑笑。告诉我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还得了奖。”他一回忆起这些，回忆起小时候，家中种的各种花卉，回忆起和弟妹们一起玩“官兵拿贼”……似乎，他曾有过一个金色的童年。

他突然问我:“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

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面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我们却要二十个人挤在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层之中。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

“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的人都不作声，默默地听着听着……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说：

“你们别唱了好不好？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悲惨的歌！”

遇罗克停了下来，回头看看哭了的老头儿:“这支歌一点也不悲惨啊！”

“算了，我们不唱了。”

我们坐下来。那时候，遇罗克还戴着手铐。每次吃饭之后，血管一胀就很难受。他总是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我谈谈，借以分散注意力。我也讲给他我自已家，我的经历，我的兄弟姐妹。讲完了，我就说：

“我知道，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对，将来的生活，无论什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水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他说完，又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习的歌。

十

他入狱的直接原因，就是那篇著名的文章《出身论》。

一天我们议论起:什么样子的作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什么才是值得去牺性的？

我认为自己入狱就不值得，纯粹是个历史的误会。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更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因为自己太热情、太认真、太好打不平。结果，糊里糊涂卷入政治漩涡，极其荒唐地变成了个政治犯关在这里。

遇罗克想了想，说:“我值得。”

我望望他，他直视着我————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要自信得多。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过了会儿，他又笑了，说：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好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在监狱里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但是，你来以后，慢慢了解你了，发现其实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语言。慢慢打消了当初的念头。”

我说:“‘血统论’肯定错了。‘出身论’也免不了偏激其实没住监狱前，认为警察都是好人，犯人都是坏人。刚住监狱那会儿，认为警察都是坏人，犯人全是好人。

“现在明白了;警察也有好人，犯人也有坏人。社会上一个人的角色是各种偶然、必然因素互动的结果，而当好人还是坏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遇罗克不置可否，微微笑着。他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必须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斗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有许多真正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就是友谊在中国的含意:疾风知劲草，两肋插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小偷、流氓，横行霸道、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大声疾呼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冷静的勇士，选择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关键的时刻打出了有力的一击。

十一

当他听我给他背诵一封著名的信件时，他至少安静耐心地听完。那是《牛虻》一书中亚瑟给琼玛的信：

“明天早上，大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换句

话说:杂耍就要收场了。……”

我知道，他虽然读过许多外国名著，可他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偏重于“国粹”。他在入狱前后写了不少视死如归的诗。他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执著，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和信念。

其实，他和我关在同一监号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真会被枪毙。他告诉我许多审讯员和他之间智斗的故事。

这方面他很独特，虽然有书呆子一面，却又能洞悉社会，知道世态炎凉，了解人生与人性。这也许由于中学毕业后，不让他考大学，他一直生活在底层，干过千奇百怪的各行各业，他管过公共电话，种过草莓……据他说每几个月就转一回行。他不像别人那样:让预审员一拘一吓就麻了爪儿了，不知所措，胡说八道。他也不像我那样，是自己说过的话，就无可改变了，只能老实承认，自已硬不承认，心里觉得别扭。

遇罗克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对软硬不吃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预审员最后实在对他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预审员在向遇罗克展示出遇罗克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在“毛选”书页天地空自中的评语后，间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遇罗克还是一声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遇罗克清清楚楚地说。没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蹲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是多大的道德勇气。

最后，又提讯过遇罗克，审讯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说：

“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遇罗克一脸天真地望着他们，说：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嘞？”

“别废话！好了，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五分钟以后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陆续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五分钟以后，预审员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得意地慢慢地说：

“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慢慢抬起头，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主审气得脸当时青了。吼着说：

“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等着吧！”

遇罗克微笑着，弓着背慢慢走回来了。

十二

他确实是个狱油子，他清楚牢房中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他利用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声东击西，煸风点火，把我们这号二十多人搞得乱七八糟，天昏地暗。

我往往不明白，他干嘛要把牢房里搞得这么复杂。本来心情就不好，还折腾干嘛？他笑笑说:

“如果，咱们号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帮他们制造了几个反革命集团了，他们互相咬着没完。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乘机练练手。”

他的确很成功，那些积极分子天天在努力罗织别人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资料。我们就乘机自己聊天，谈诗论书，以逸待劳。

十三

他也不是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莱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凡是一切狱油分子卑劣、阴险的迫害其他犯人手段，他从来不会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狗病”的犯人。

他是为下不为上。因此，丁大个儿之流对他恨之入骨。

十四

遇罗克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影响，不是那表面的轰动的影响。而是慢慢地深深地在我们心底的深层结构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记。

我想起他，总是听到他那嘲弄似的笑声。我不知道，人是否有灵魂;或许有，不然，他怎么老是让我们无法不去怀念他。

遇罗克，接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