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我主动参与的时间最多只有一年（1966.8—1967.8），收获两大“罪名”，被多种形式压抑了十年，插队时更名改姓换地方也未能逃避一时，直到1978年考取大学才不了了之，真是一言难尽。其中一个“罪名”便是:宣传反动的《出身论》。
我自幼喜欢读书，尤喜历史与哲学。自1961年（初中一年级）开始至1965年底（高中二年级）积极争取入团的四年间，由单纯积极、困惑、反复检查自我，到大量学习马列毛著作，在现实对比中再度困惑、内心越来越不平……一次次与团支部的对话，一次次团员发展会，在对家庭的认识检查中，昭示的是出身差别带来的政治不平等。
1966年6月“文革”开始，经历了一段不知所措的时间。7月，工作组和校革委会将同学分成三拨，少部分干部子弟集中北京外语学校学习培训，大部分同学集中定兴县军训以加强纪律性，少部分同学分到西南郊苗圃劳动，改造思想。7月26日，听说各区培训的干部子弟们要在中山音乐堂开大会，我悄悄离开西南郊苗圃，独自赶到中山音乐堂。天黑，下着雨，我混进大门。在军装中和“滚你妈的蛋”的歌声中，听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还是“绝对如此”的辩论。“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后来称为
“老兵”）在社会上的暴虐行为，酷似宣扬“亚利安优等人种”的褐衫党，给1966年8月的北京永远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刻痕。
8月底到9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连写三论“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的大字报，鼓动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要首先战胜自己灵魂深处长期形成的自卑与怯懦，才能把握自己同样具有的革命权利。几乎同时，聚集起十几个同学组成了“刺刀见红”战斗队。从批判自身的自卑与怯懦入手，进而批判“血统论”，使“刺刀见红”战斗队战斗力很强。10月初，老兵开始去外地串联，学校革委会安排我们去昌平平西府梨园劳动。劳动休息时，让我们看贫下中农对那些剃着阴阳头的地富子女进行的人身污辱，名曰:批斗会。10月15日左右，我们悄悄徒步返回城里。想尽办法弄到出外串联的火车票。11月初，战斗队分两批来到长沙，与长沙一中谢若冰等领导的湖南井岗山会合。我协助他们办《井岗风雷》报。12月23日返回北京，战斗队已迅速壮大。12月26日“联动”成立，我们全力投入批判“联动”的宣传活动。1月2日北京展览馆礼堂的“联动”大会上，我战斗队成员上台辩论被打。这以后，几乎每天我都接到许多“联动”的恐吓电话。而同时，战斗队组织了很有效率的编辑部和动态组以及一批很积极的印刷、发行人员，每天向其他学校组织发行“动态报”（油印）。越来越多的反对“血统论”的外校组织和个人与我们联系，共同战斗。在这些人中，有后来与我共同创办《首都风雷》报的编辑们，有后来与我共同创办“四·三”派的《中学红卫兵报》的编辑们，有以反“血统论”为基调的大型歌舞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编剧。在这期间，我们组织专人从学校借出一千元钱和一辆三轮汽车，并联系印刷、纸张等办报的具体事宜，准备好创办批判“血统论”和“联动”的《首都风雷》报的各种物质条件。
也就在这期间，小学同学牟志京给我带来了遇罗克的《出身论》。看后，内心产生强烈共鸣，认为这是所见过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这以后的一天下午，牟志京、刘姜仁（小学同学、京工附中学生）和我在我家厨房聊《出身论》，决定各办报纸，相互配合起来，以不同方式，宣传《出身论》。由于我这里有组织、人力、物力方面的条件，所以在报纸的筹备、发行过程中做了许多琐碎的具体工作，由于涉及人多反而记不清了。例如“中学文革报”这五个字便是《首都风雷》报编辑朱维理（后来也是《中学红卫兵报》编辑）从毛主席手书的字中拼凑出来的，如“文”字是《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等等。很快，直接宣传《出身论》理论的牟志京的《中学文革报》，专门讨论《出身论》的刘姜仁的《中学论坛报》，开设“辩论台”辩论《出身论》的《首都风雷》报相继问世，掀起了宣传《出身论》的短暂高潮。在《首都风雷》报上，我直接编撰了三期“辩论台”栏目，正反文章都由我编写。《中学文革报》的帖汉（13中学生）来往于我们之间传递信息和报纸，以便配合。我组织人力上街卖
双方报纸。我与《首都风雷》报的另外两名编辑还专程携带《首都风雷》报和《中学文革报》到上海，宣传《出身论》，散发报纸。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学和我们站在一起，办报期间我同时筹备校内大联合。随着校外一些组织和报纸对《出身论》的批判，终至中央文革的公开定性，宣传《出身论》给我的组织及战友带来的现实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离开了大联合组织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位置，开始了创办《中学红卫兵报》及“四·三”派一些活动的组织工作。
1968年9月，为逃避继续批斗，在插队途中我更名改姓换地方，跑到呼伦贝尔的小山村插队，却没有因此躲过外调人员的频繁光顾。1970年夏，听到遇罗克因“思想罪”被枪毙的消息，给人的震撼非亲历其时不可言状。我决定处理掉身边的“文革”中的材料。材料中有“文革”中我写的文章底稿、《首都风雷》报的部分校样、《中学红卫兵报》的部分校样、全套《中学文革报》和《中学论坛报》等。我借口去兵团探亲，带着一挎包材料，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在松花江
中流，我边踩水边将材料泡烂撕碎，让它们顺水东去了。从那以后至今，我再没见过《出身论》，再没见过那些报纸。
回忆那段往事，我认为:
1.以出身差别为依据的政治不平等，“文革”前就严重存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对联将这种不平等说成是先天的，以固化其特权地位。“血统论”不过是“阶级斗争”延伸的极端化。赤裸裸地宣扬这种极端不平等，当然会使大多数人内心反感，甚至行为反抗。
2.总体上说，北京中学生在“文革”中除“老兵”和“联动”外的各派组织，从没有进入过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政治斗争主流。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围绕着反对“血统论”，争取平等的“革命权利”这个主旨展开。这样多人念着毛主席语录，循着内心的指引，为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展开大量活动。这是《出身论》产生并得以传播的背景条件。
3.自觉并敢于追求平等的人在当时是少数。尤其是从反对“血统论”的立场出发，向更深层次进行理论追溯，公开触及那个时代理论基础的“纲”的人就更少。遇罗克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为真理献身的勇敢精神，至今仍应令中国知识阶层认真反思。
4.遇罗克及少数人能够将《出身论》在那个短暂的媒体失控时期宣传出来，将“人生而平等”这个基本的启蒙课题，摆在长期习惯于封建专制与蒙味的中国人面前，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难得的幸运。
5.《国际歌》中唱道“让思想冲出牢笼”。以思想定罪，以致消灭肉体，完全是封建法西斯行径，是对人类进步的倒行逆施。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社会的宽容程度对于当年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十年浩劫”的内容是丰富的，某些简单化的结论不可能“浩劫”走那段时空。历史不仅是包袱，更是镜子，它启示大家都要珍视自己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愿大家携手共建一种有效的制约机制，那确实保证人人平等的机制才能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遇罗克，安息吧
写于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