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
    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去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思想家并不以年龄和地位为条件，遇罗克遇害时，年仅27岁，原为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他聪明过人、品学皆优，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虽一再努力,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见诸于世的文字,主要是本书收录的《出身论》等;他还深入思考和研究过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等问题，但那些耗费心血和充满宽智的篇章,尚不知流落何方。
    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之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
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要让千百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恢复自尊自信，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中国处于深重黑暗之时，傲视强权，解放精神奴隶的宣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的青年，可能很难理解出身问题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那么重要，遇罗克为什么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见解而献出生命。这一切都需要从头说起。
    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广大青年而言，它更是前途攸关的大事。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尽管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子儿孙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不少优秀青年升学、参军无望,空有壮志而报国无门;不少人在等待就业的队伍中,永远排在末尾,以至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在农村，“地、富子女”多半只能与贱民通婚，许多农村干部因为和“地、富女儿”结婚而失去职位，还有的“地、富子女”-辈子无缘娶嫁。
   “阶级路线”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概念,任何人都不敢对之置疑。但是,在一个自称为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了论功绩据以封妻荫子，追血缘必定祸及三代的封建宗法的一套呢?

认真说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传统中，这种所谓的“阶级路线”是完全名实不符,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阶级路线应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基础.上提出的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参见《辞海●政治法律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第5页，以及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定义,那么只能说这二者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在正统定义中，阶级路线涉及作为阶级或阶层的群体，而不涉及个人;它依据的是群体中人们由经济状况而决定的阶级地位，而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毫无关系。比如,许多革命导师、革命领袖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参加和领导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队伍甚至吸收和容纳过本人曾经具有地主、资本家、军阀等身份的人,革命要消灭他们所属的阶级,但他们作为个人则有可能、有资格进入革命队伍。
    这项歧视政策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领导层中的明达之士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路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于1961年代表曾中央对北京高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中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 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第4页。](遇罗克在《谈鸿沟》-文和别处用的就是这段话)1966年1月31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重在表现”的政策。
    当然,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长时期内,总是极左的作法占上风，虽然有时某些明智的领导(特别是学校领导)会真正“重在表现”，给“出身不好”的青年一线生机。但当文革风暴骤起时，血统论挟“革命运动”之威,露出狰狞面目,肆虐神州大地。宣布“重在表现”政策的彭真处于首批被打倒的“黑帮”中的第一位,这使得血统论红卫兵有恃无恐、趾高气扬，认定这项政策是彭真的“修正主义纲领”、“变天复辟的黑货”,以此为罪名斗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虐待昔日的同窗、校友,被阅受虐待者不但被叫做“狗崽子”，而且被强迫当众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1966年7月底,血统论红卫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后面，是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在署名为“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他们说:“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要靠家传
吗?”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说:“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北京炙热的8月被命名为“红八月”，在这个月，北京6中的校舍变成了审讯室，墙上用人血大书“红色恐怖万岁!”在这个月, 红卫兵在大兴县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打死斗死300多人,其中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才出生38天，有22户被斩尽杀绝。“红色恐怖”运动并不止于1966年8月,亦不止于北京。当“阶级路线”和派
性及武斗相结合时,野蛮屠杀达到了高潮。比如,1967年10月，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由民兵执行,抓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在此前后，湖南的道县、邵阳县等地,也发生大规模集体屠杀“21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特等)及其子女的事件。
    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遇罗克的文章在当时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超前性。他表面上是力图捍卫和恢复“重在表现”的政策，但实质上是站在“人权”的立场上要求人的尊严和平等。等。他在“出身论”中提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谈鸿沟》中,他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在理论上,遇罗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点:家庭出身并不等于本人成分,而在这一点上,不论是阶级路线的提倡者,还是血

统论的鼓吹者，都是无法驳辩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一个血统论者可以指明遇罗克家庭出身“不好”，但无法证明“按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可以导致对他的歧视合理，因为他本人成分是工人，为什么一个工人的儿子因为自已家庭出身“红”就有资格凌驾于本身即为工人的人之上呢?遇罗克敏锐地指出，在当时中国社会,“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在文革中，猖獗一时的血统论因为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而遭到声讨和批判,这是否意味着反血统论的《出身论》的胜利?这是否意味着遇罗克依仗文革发动者的威势而取得胜利?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血统论，是因为它的出现干扰了他们的战略部署，用他们自已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们这一次发动政治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最高层搞清洗，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不是整出身不好的人，他们要调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来达此目标，而不喜欢分做火力。因此，他们一开始把首批红卫兵摔上了天，支持他们“破四旧”、“横扫一切牛电蛇神”,以酿风潮、造声势,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但当血统论红卫兵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时,他们要严厉指责和采取措施了,因为这一轮斗争的敌人在党内领导层。

遇罗克的《出身论》也是利用这混战的间隙出场的，但“全面专政”并没有留给他多少活动的余地。《出身论》冒头不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宣判为“大毒草”，他本人终于被文革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作为思想犯)处决。.

明白了遇罗克斗争时的艰难处境,明白了当时文革局面极端的混乱和复杂，我们才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解读《出身论》等文本,懂得“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属于文革的专门术语，理解遇罗克只能使用文革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理解他在文章中随大流地以贬损的方式指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刘邓路线”、“北京市旧市委”,以褒扬的口气提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那个年代的任何文章(包括反《出身论》的文章)要想公开发表,都只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当然，我们决无意做无原则的拔高和曲意辩解,说遇罗克为了战斗而正话反用、反话正用。在当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洞察一切，深知文革运动的底蕴和具体目的，预知文革的最后结局。我们只有理解,遇罗克也会无例外地受当时文革形势的影响,在读他的文章时才不会以辞害意。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不过，遇罗克确实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从他在1966年所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早在5月10日，他就从对邓拓的大批判中，看出那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更高级的人物。当江青打水“批文艺黑线美化帝王将相”,将“革命样板戏”的成装着为已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他就看出了其中的问期，他最坚持的是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当精神奴隶,这些,在1月18日、2月6日、2月15日、5月4日5月23日的日记中都有反映。他和文革中涌现出的其他知名理论家不同，他不是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去铺排出一个表面异端味十足，实则不过是诠释文革路线的理论体系。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已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就像基于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我们编选此书缅怀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