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之前
桌上放着一份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糸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镨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出于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我的心在颤抖着。眼睛紧紧盯住那七个字:
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宣告了他无罪。
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只允许他活了27岁
历史还将宣告他是“烈士”、“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然而，我盼望这些他受之无愧的名称吗？不。
我不想对我的哥哥给予任何评价。在我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由他们去说吧！我只有一件责无旁贷的、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用我这支笨拙的笔，凭着浅薄的思想、直觉的感官，去写写哥哥这位普通人，去写写他都干了什么事。
他只有27岁。
但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给予他性格的陶冶、他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年龄比他大一、两倍的人—如果庸庸碌碌过活的话，也不能与他相比！
一 金色的奠基石
呼啦啦的队旗飘拂着哥哥的脸……大晴空的映衬下，哥哥———遇罗克站在第一排第一个，紧挨旗手。
红领巾，少先队的旗！哥哥是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当他的班主任—穿着白汗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的王笃元老师俯下身来给哥哥授巾时，他的表情是那么庄严、神圣！他举起右手向王老师行第一个队礼，那激动敬仰的神情使在台下观礼的我格外感动！他向上扬起的右手伸得多么笔挺有力，紧紧并拢的手指，几乎像要弯过去似的。
那天，他自豪地一口气向家跑去，炫耀着红得耀眼的领巾。我兴奋地紧跟他跑着，他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多像一团跳动的火苗！街上的行人投来多少羡慕、赞叹的目光呵！
“妈！我入队了！”一进门他就大喊，“给我买个日记本吧！今天的日子最值得纪念，我要从今天开始记日记！”
从这一天（1952年的一个夏日）起，一直到1968年1月5日他被捕，他的日记就没有间断过。
那时，他是否把自已气康负我们的事也记进太了呢？……
他天资聪颖又淘气，在家里，或在小伙伴之间，常以淘气为乐事。6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放了学，先做功课，并不用大人催。课余的兴趣非常多—搜集成套的小画片、弹球打克郎棋、下军棋、跳棋…他一旦掌握了取胜的规律，便无甚兴趣了，又向另一个游戏“进军”。
他是那么诡诈，常常引起多少同龄人的欢笑和气恼啊！
下军棋或打扑克时，他曾不止一次地以诡诈的表情迷惑住对方而取胜，自己开心得略咯大笑。为了破除姥姥的迷信，他画张吊死鬼放在黑暗的小煤屋里，望着姥姥那惊慌的脸，高兴地说:“啊，原来鬼都是纸做的呀！”在姥姥最尊崇的“菩萨过海”的日子里，给姥姥素馅的饺子里偷放大油，看着香甜甜吃着饺子的姥姥，故意地问:“好吃吗”一直到姥姥败了兴、认为对佛失了敬、无法再迷信方才罢休。捉迷藏时，他往往巧妙地绕到小朋友背后，突如其来地大吼一声，吓人一跳，他却咯咯地笑着跑掉了。他更喜欢的是在空旷的大院子里挖出一尺多深的陷阱，上面掩饰得毫无痕迹……多么淘气的哥哥呵！有几个月，他每天早上睁眼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抄起预备在床头的木头宝剑，趿拉着鞋，连衣服也顾不得穿，从他的屋里匆匆跑到我和弟弟的床前，猛然把我们的被子挑开。我们从梦中惊醒，他已咯咯地笑着返回，钻进他的被窝看起课外书来了……
他虽淘气，但却时时显出爱思考的“小大人”神气，加上成绩优异，班里的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小学究”。他身体健康，很少得病，但却个子瘦小，显得文弱。上课时，他从没有过不守纪律的行为，专心听讲，理解力很强。学校的歌咏比赛、朗诵会、演话剧等等，都少不了他。他总是十分认真，做得出色。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班上演苏联儿童剧《特别任务》时，他扮演女主角冉尼亚，他那自然的表情、清脆熟练的台词，是花了多少功夫在穿衣镜前练成的呵！
过队日，王笃元老师带着可爱的孩子，背着小锅去郊外野餐。多么有趣的时刻，他们挖土灶、找干柴、架小锅、擀面皮、包饺子……哦，水开了，这水喝起来比哪日的都甜，即使不渴也要争先恐后地尝一口。饺子下锅了！春风、田野、飘拂的鲜红的队旗，草地上孩子们的笑声……哥哥最喜欢的小姑娘叶丽丽快乐地尖叫，像蝴蝶一样穿来穿去。
“她漂亮吗？”哥哥骄傲地问过我，“你看她眼睛多大！”
“嗯……”我不以为然，那眼睛实在太大了。何况她还比哥哥高半头呢？
多美的野餐呵！
每到暑假，他和同学、朋友去郊游，在家里编《暑期小报》、演木偶戏、演唱京剧，都是他主编、导演，并且演主角。他编写的《暑期小报》是一张八开的白报纸，四周画上花边，所有的童话、寓言都是他自编自写，还设立了“征文”专栏，让我和两个弟弟投稿。有时我们难得写上两句半，他便热情地予以鼓励，认真地把我们的“大作”登在最显眼的地方。闲暇时他常写些童话、故事之类，投往中国少年报社。频繁的退稿并不使他气馁，叫他失望的是回回看不到编者的具体意见，只有一张铅印的退稿信。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继续写、继续投，给自己取笔名叫“秃笔”和“千章侯”。
有一篇在《暑期小报》上连载的童话《小气球飘洋过海记》，最能代表他当时的思想状况—10月1日少先队员们在天安门前放气球，其中一个小气球飘洋过海，飞遍了中国和全世界。它所见到的中国和苏联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国黑人的受难、非洲的反殖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等等，完全是当时学校对我们的教育内容，而哥哥是完全相信的————又有哪一个“祖国的花朵”不相信老师的话呢？那时候，国内一派和平景象，大搞经济建设，人民热爱新中国，党和领
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极高。学校贯彻的全是苏联式的教育。“苏联老大哥”是当时最流行的名词。哥哥把这些思想融化在美妙的童话里加以描绘，让幻想自由驰骋。这不独是他奇妙丰富的幻想，更是他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在小报上还编过一则寓言:《新龟兔赛跑》。大意是:一只“博学”的乌龟主动要求和兔子赛跑，兔子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而乌龟心想:“嗯，我不用急，我在书里见过，兔子在前面那棵大树下会睡觉的、会睡觉的……”结果，兔子并没睡觉，早就到达终点了。
“这则寓言有意思吗？”他咯咯地笑着问我们。
“有意思！”我和两个弟弟几乎异口同声
“这讽刺了什么？”哥哥让我说，蠢笨的我竟答不上来。
“小笨小笨。”哥哥笑道，“这是讽刺资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呀！”
他从小学就开始涉猎中外文学名著，读各种儿童读物和报纸。每逢走过书店，他便要进去看一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订《象棋》期刊，钻研时兴趣无边。在景山少年官举办的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中，他获得亚军。他一手紧握锦旗，一手抱奖晶，兴奋地从少年宫一口气跑回了家……
他的生活充满着朝气，对什么都想钻研、都感兴趣、都想问个“为什么”。在他眼前，世间一片美好，金光灿烂。他爱班主任王笃元老师，胜于爱父亲。我和他同在一个小学，我们相差四岁，差四个年级。放学找他回家时，他往往摆手说:“你先走吧！”那时，他和两三个学生背着书包，在操场或教室门口，围着王老师，不知聊着什么，脸上显露着幸福和欢愉的神情。
1953年秋，作为资本家的母亲（她的资本共有一千元，还有另外两个人合股），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洗礼;作为和父亲自由恋爱结婚的母亲，被丈夫宣布为“不温柔”。而协议离婚，孤身带领我们四个孩子和年迈的姥姥，决心离开那令人伤心的家，换一个新的环境，忘掉以前的一切。于是她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的一个小四合院，共八间房。我们和水獭胡同荒芜的“百草园”永别了。
严寒的冬日，哥哥和我每天步行去上学要走半个小时。西北风刺骨地袭来，哥哥回头催促道:
“小妹妹，快点儿！”
“你看，”过了会儿他又说道，“前面那个人走路，脚走得多直，多正！来，”他忽然调皮地目光一闪，对我耳语道，“咱们在那个人后头走，你看那人又高又大，穿的棉大衣真像一堵墙，准挡风，别出声。”
这主意真是格外有趣！但只要他一遇见同学，立即便抛开我，兴致勃勃地和同学聊起天来，好像根本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个人似的，根本想不起回头望一眼，那时，我只好委屈地远远跟着他……
我们是多么想念水獭胡同的大荒园呵！在那翠鸟啁啾、树木繁盛的百草园里有哥哥多少难忘的回忆！他在作文《我的童年》里回忆荒园—怀念枣树，它曾用身体挡住向他投来的纷飞的雪球;怀念那一排排的塔松，它们像绿色的卫兵，捉迷藏时将他的身体严严地遮挡;怀念那棵四人才能环抱过来的大榆树，喜鹊曾在那里筑巢，春天枝上结满了密实实的榆钱。他更想念果实累累的梨树和落了一地的蓝紫的桑葚、藏在草根下的红红的干枣，合欢树绒嘟嘟的粉红色花朵，还有
那些无名的野草、清香的小花和各色各样的昆虫……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对美的感受和幻想的追求，在《我的童年》里，迸发出多么卓越的才华！《一堂历史课》和《我的老师》，也同样以那奇妙的构思和爱祖国爱学习的美好感情，贏得了全校的赞扬。如果不读那么多课外书，他的作文怎能如此出色呢？
这天二姨来串门，哥哥朗诵他那被当作全校范文的《我的童年》。
“枣树啊，在那雪球纷飞的打雪仗的日子里，是你用你坚实的躯干，挡住了我的身体……”他感情充沛、微含着泪水。仿佛怀念的不是荒园，而是一位永远别离的爱友。
“怎么样，二姨，”他问道，“您听了受感动吗？”
母亲只有这一个妹妹。二姨的性情和母亲正相反，她的性情是贤妻良母式的。哥哥从小爱京剧，与二姨分不开。二姨一来，哥哥常和她谈京剧，向她学习。演唱《玉堂春》时，二姨让我饰演王金龙，头上顶一条毛裤，算是鸟纱帽。我是哑巴”，坐在她怀里，全由她来替唱。哥哥演苏三，他的水袖就是白窗帘，他跪着唱“过堂”那一场，起来时，双手揉着膝向后退去，那唏嘘哀叹的道白，那逼真的姿势，使人既感动，又依稀觉得可笑。
“演得倒是挺像。就是那窗帘差点劲。”姥姥给了一句最公道的评价。
每逢“六一”儿童节，母亲特意请假带我们去玩一天，照张像留念。1954年“六一”过后，14号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和哥哥正要打着雨伞去上学，哥哥对母亲说:
“妈，你给我五毛钱吧，我想和罗锦照张相去，我应当在业时和她留个纪念。”
“等天好再照吧。”母亲望望天说道
“不，就想今天照，来得及，我们迟到不了。”
其实那天我并不想照，可是哥哥却拉着我匆匆走到隆福寺照相馆，要照一张小二寸，并选一张四边是枫叶的图案。
“要布景吗？”摄影师问道。
“要。”
他搂着我的肩膀，那么高兴和亲切。对于他的心血来潮我真有点莫名其妙！可又想，他早就应当这样彬彬有礼，过去，他对我们太调皮了。
最有趣的是，两年以后哥哥还在这家照相馆照了张做鬼脸的滑稽相，洗成书签的形式分赠给与他要好的同学。
1954年9月，他被评为六年来学习品行兼优的学生，得了奖状和奖品。母亲看到儿子的奖状，感到无比的欣慰。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母亲奖给他一本《新华字典》。那两天哥哥整日翻看这本字典，在字典里唯一的一页空白纸上写了一段批语:
“附新华字典意见:此字典，好虽好，但缺单字也，‘典’不能用此书。‘腻’字“网’字都缺。此字典，词太少，还称何字典？只有白话，可称白字典。‘意’字写得不好看，许多即同，可称童字典。解释不够，可称不善字典。字等词等完全一抄，可称旧古字典。‘新华’二字由何说起，不如叫破旧字画书。”
他从小时候就爱尖锐地提意见。
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他将做为毕业班的代表第一个发言。头两天，他对着大衣柜的穿衣镜，关上屋门，反复地练习。他对着镜子行了无数个队礼，一遍又一遍地有声有色地朗诵着，纠正着自己的姿式和语气。上午他练习了最后一遍，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发言稿背了下来。
“小妹妹，”他满意地嚷道，“明天看我的发言吧！”
下午，他轻松地玩了半天。
低年级各班选派优秀生去参加毕业生的典礼。一大早，姥姥给我精心地打扮起来。哥哥洗漱完毕，背着手打量我一番，撤撤嘴品评道:“哼，活像个没人要的布娃娃！”
这话真使人丧气！我简直想哭了。
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毕业生一律穿着校服—一白汗衫、蓝裤子、红领巾。红、白、蓝像是花海，呵，真美极了。
“毕业典礼现在开始！”
喇叭和队鼓齐鸣，旗手高举队旗绕场一周。队旗的红光在每个人面前闪烁。我们拿着纸花走进会场，齐声呼喊:“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欢迎你们常来母校！”毕业生们整齐地站立起来，向我们热烈鼓掌。
校长和教导主任相继讲完了话。
“六年级一班代表遇罗克发言！”
在一片掌声中，哥哥跑上了台。他显然在极力克制着激动，站在几乎与他齐肩的讲台旁。他右手的五指并拢得像入队那天一样笔直，手用力扬上去，不小心指尖碰到了讲台的边缘，台下发出一阵友善的笑声。这笑声将停，却又发出一阵更响的笑声。原来，他的鞋穿反啦。现在是立正站着，那穿倒了的鞋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很快地被他那爽朗、清脆、激昂的声音所打动，他那白镜框后面晶亮的眼睛，他那庄严的面容透出的恋恋不舍的心情，他那清秀的五官和不俗的气质，像一块磁石把人们的注意力全吸了过去。
“……我们就要离开母校了，就要离开抚育我们成长的老师了。敬爱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老师们，是您们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关切地启发我们……”
哥哥的发言通过麦克风，越过敞开的大窗，随着窗外一片槐树的香气，奔向云霄和日光里去了！无数颗心和他的脉搏一起跳动。
“让我们再一次向您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随着他那庄严的又一次队礼，六年一班忽然全体起立，和哥哥一起举起了右手。呵，哥哥的脸多么严肃、神圣！校长、主任、老师们都站了起来，随着队鼓齐鸣的节奏声，热烈地回身鼓掌致意。我心里呵，充满着欲哭的激动！哥哥就在这雷鸣般的掌声中含着热泪跑下了台。当他激动地跳下讲台那高高的木阶时，险些绊了一跤，被站在台下的王老师一把抱住，紧紧地抱在怀里……
“王老师，我们走了。
学生们都走光了，哥哥和几个同学还依恋地拉着送他们出校门的王老师的手，向他做最后一次告别。
“王老师，我们走了……”哥哥又一次不舍地说。
“常来看我呵，孩子们！”王老师又一遍亲切地叮咛，“到了中学，一定要积极争取入团！”
13岁的哥哥，戴着红领巾，怀着一定要刻苦学习、长大要对人民有所贡献的愿望，离开了东四区一中心小学，进入第一志愿的中学————灯市口男二十五中。
这是1954年，一进中学，他便写了入团申请书。
呵，金色的童年
金色的奠基石！
二 逆子、还是孝子？
哥哥是逆子吗？是的。
哥哥是孝子吗？也是的。
我家那时七口人——父亲、母亲、姥姥、哥哥、我和两个弟弟。
父亲出身于城市贫民，爷爷原籍在山东省农村，因生活困苦去闯关东，便在黑龙江省黑河落了户。爷爷很早就去世了。父亲15岁便在铁路上当一名小职员，养活奶奶和姑姑。他刻苦勤奋，边工作边学习，因考试成绩优异，名列前三名，被保送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深造。他白天上学，晚上翻译日文挣稿费并著书来养活自已。笔名是“罗茜”。作品的笔名使他决定了我们这一辈的名字从“罗”字起。
父亲沉默寡言，脾气温和，不善于交际，但是却有一定的见解，更希望儿子能胜过自己。哥哥刚一记事起，他就给哥哥讲自己小时怎样刻苦、怎样孝敬奶奶的事;稍大，便又以古人的榜样激励哥哥奋发学习和孝敬老人。父亲在我们面前从来是说话算数，不轻易许愿。一次，六岁的哥哥上了房，任谁叫也不下来，父亲哄他说:“你下来，我带你看戏去。”
“真的吗？”哥哥两手叉腰，站在房上神气地间道。
“真的。”
哥哥下来了，父亲责备了他，自己明明不想看戏，却当真带他看戏去了。
哥哥曾获得北京市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亚军。那次他一口气从景山少年宫跑回家，一放下怀里抱着的奖旗和奖品，就连连叹气道：
“唉！只差一个子儿！比赛都快停了，还是不分胜负，裁判说:“注意，还差15秒！我一走神，被他吃了车！唉，要
不，冠军就是我的了！”
“这正是你不足的地方，”父亲说，“不是一个子儿，而是你还差得远呢。”
哥哥诚服地没有作声。
父亲多希望儿子能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哪！但父亲从不读理论书，他最相信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纯业务观点。
母亲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姥爷原是木匠，和几个兄弟、徒弟做木器家具出售。姥爷兄弟七个，都住在一起。到了母亲上高中时，大家庭才瓦解，各自分居。母亲只有个妹妹。由于母亲天性爽朗，又好运动，姥爷拿她当儿子看待。她不受拘束，生就了男人般的性格。母亲高中毕业时，凡能拿出一百块现大洋者，可去日本留学，母亲便去了日本，进中专学商业管理。
“七七事变”后，父母和许多爱国青年认为不可再在敌国求学，愤然回国，母亲因此中辍了学业。回国后，他们在同一单位—建设总署工作，母亲任打字员。父亲任工程师，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结为夫妇。
1948年，母亲与别人合股，用1000元钱接办了北京市的一个小铁工厂————“理研铁工厂”。全家由徐州迁到了北京，母亲任经理，便成了资本家，工人有十多个。父亲在这个厂里做工程师。
父母亲加上慈祥的不识字的姥姥，给家中创造的气氛是和睦安宁的。在我们家庭中，是可以平等地对话的。
说哥哥是逆子吗？看起来———他又是何等孝顺！他对父母、姥姥彬彬有礼，从不顶嘴。
在小弟弟一岁、哥哥九岁的时候，父亲认为母亲不温柔而提出离婚。离婚以后，哥哥从没有说过一句对父亲不满的话。他理解父亲，他相信他的心地是好的，是正直善良的。相信他忍痛抛弃了我们是不得已的。哥哥以无比宽厚的心肠对待父亲。他常去偷看父亲，甚至和父亲身旁的姨也处得十分融洽。然而他又很孝顺母亲，他从不惹母亲生气，深深理解母亲的刚强性格和艰辛，总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分担母亲肩上的经济重担。1956年，那位姨和父亲离了婚。哥哥这时急切
地盼父亲回来！为此，他做了多少努力呵！先是劝说母亲原谅父亲，不成;哥哥又去求助于母亲的好友：
“劝劝我妈，让我爸爸回来吧！求您做做我妈的思想工作，让我们一家团圆吧！”
这一天时机终于到了，哥哥和我们一起跪在母亲面前，他流着泪央求道:
“妈，叫我爸爸回来吧！……”
母亲和我们一起哭了起来，复婚便在哭声中决定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哥哥哭泣。
他在吃、穿上是多么不讲究呵！从不记得哥哥要求父母给自己买过什么。而他总希望能用自己挣的钱，使父母、姥姥、弟妹们愉快。
他18岁开始挣钱，无论是在农村、做临时工，还是在工厂，每月挣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直看到母亲要生气，才勉强接下零用钱。有时母亲给他5元，他往往说:“妈，我只要3元就够了
炎炎的夏日，未见他买过冰棍，所有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书、纸、本子。每星期从农村回来，他都给父母、姥姥买吃的，常给家里买大米、青菜、水果、肉类等副食品。每月给姥姥买戏票。休息日不惜大力去洗全家的衣服，洗得是那么仔细认真。
他爱妹妹、弟弟，他不愧是我们的表率。每逢我们的生日，他第一个惦记，送我们书籍、日记本或钢笔，在扉页上题上他的诗句。他的题词是多么生动有趣呵！
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他总是劝慰父母要坚，以自己那乐观的精神和敏感的预见鼓舞我们。我们从他那儿得到过多少精神鼓励和安慰！这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生活的信心。
说他是孝子吗？他在哪一件大事上不是逆而行之呢？他死后档案里还有一份小学的全校大会表扬信一北京团市委表扬这位在“三反运动”中检举父母亲的学生。哥哥所检举的，是父母将一名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解雇的事情。由于哥哥的检举，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严叔叔的工作问题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有人认为这件事有损于哥哥的形象，可我认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哥哥那善良、正直的心肠呢？还有什么
比这更能证明哥哥那叛逆的性格呢？
他虽叛逆，却是内向的。每每做出主张、说出见解都胸有成竹，讲究方式方法，并不招人反感。
1954年公私合营，母亲第一批主动地交出了全部产业，担任厂长，又是全国妇女代表、北京市代表、工商联委员、民建会员。那时母亲兴致勃勃地整天开会，全部热情都投入工作中。1956年的一个夏天，哥哥在全家吃饭时，一面吃，一面郑重地对母亲说：
“妈，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您现在是全国妇女代表，又是市代表、厂长，您还一度想入党，可是您却收房租，这与您的身份极不协调，您说呢？”
母亲沉思片刻:“你说怎么办呢？”
“依我的意见，您最好把全部房产交给国家，连咱们自己住的房也照付房费。”
父亲想了想说:“咱们倒也不指望租出去的十几块钱。”
“并不是指不指这十几块钱的问题，”哥哥说，“而是性质问题。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钱我们都不应当要。”
“交出去也好，”母亲考虑之后，说道，“咱们住的这几间房不用交，有这样的。把那两家住的房交出去算了。”
“要做您就应当彻底，”哥哥说，“干嘛还要留尾巴呢？咱们应当像别人一样，该拿什么钱就拿什么钱。其实您完全可以做到不留这个尾巴。”
这天，在哥哥的劝说之下，父母同意交出全部房产，并且照付房费，决定明天就去房管局办手续。
“妈，明天我和您一块儿去！”哥哥高兴得脸直放光。
哥哥这时只有14岁，还未退队。难道，他和剥削思想划清界线是给谁看的吗？难道，他向谁表白过这些行为吗？没有！
逆子、孝子，多么统一地结合在他一身！
也许，不能用“逆子”和“孝子”之类的概念来形容哥哥。因为哥哥是人民的儿子！
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1960年高考后的一个夏日，一位青年一动不动地俯身坐在写字台边。左手支着额，手指插在乱发里，握着钢笔的右手，压在那写满诗句的揉皱的纸上……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他凝视着窗外，像是在思索、回忆，又像在无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么东西……
根据高教部的存档成绩单证明，哥哥高考成绩优异，却连大学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政审不合格！
是自己政治上不求进步吗？是自己表现不好吗？是学习成绩不优秀吗？是自己不热爱党、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吗？都不是。然而，却被无声地宣判为祖国的渣滓，成了科学、理想和事业的大门之外被淘汰的对象！
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个一连串的错误？或许，他在痛苦的思绪中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给自己的思想、言行加以品评、理出头绪？莫非，他在权衡、决定着什么？……总之，他连午饭和晚饭也没吃，就用这样的姿式苦苦地坐了一天。
母亲和姥姥时时担心、难过地望望他的侧影——那雕像般的侧影。这一天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连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里去，而不愿进里屋从他身后经过。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在沉闷中回想着哥哥……
那蓝天下呼啦啦的队旗;那掌声雷动，激动人心的小学毕业典礼;12岁就写了入团申请书……
初中，他自觉地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开始有步骤地涉猎中外文学名著。每晚复习完当天的功课后，他不读完50页书决不睡觉。
“哥哥，”我问他，“你困吗？”
“开始那两天有点儿困，现在好多了，慢慢就能习惯。”
他认真地记读书笔记。初中三年里，中外文学巨匠的作品他都读，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里记载着感想、心得和摘录。哥哥的高中同学王学泰回忆道:哥哥因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时得过金质奖章。这，没听哥哥说过。总之，他的学习是优秀的。然而，初一的操行成绩却是“良”。第一次得“良”！这“良”在一般学生看，也许很不错了，但哥哥却觉得这个“良”字刺眼，心里是多么不快呵！他才切身感悟到中学的要求比小学高多了。他回想自己这一学期哪一点做得不够，是否由于有时说话太尖锐、好争辩，引起一些同学不快呢？他万万没有想到，“良”，正是出身一栏（到初中便有了履历表）填了母亲是“资本家”的结果！他只想做得更好，更严格律己，一定要得“优”！但他更没想到，1957年父母成了右派以后，他的操行立即成了“中”————并直到高中毕业。尽管他多次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尽管他学习成绩仍那样优秀;尽管他各方面严格律己;尽管他劝说父母交出了全部房产;尽管他的高中同学深深感到，他总有一股隐含的不可遏止的要
摆脱家庭包袱的苦闷和愿望……·但操行成绩上的“中”字，就像铁箍一样紧紧箍在他的身上。
1957年的“反右运动”，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母亲下放车间劳动，免除了厂内外一切职务。父亲被劳动教养，水利电力部开除了他工程师的公职。
哥哥在入团申请书中主动地写了父母成为右派这件事，当时学校还不知道。他仍希望接受团的考验。尽管他有些问题弄不清，但他认为父母的问题是不应当由儿女来分担的————他相信团组织是不会混淆的。
哥哥升入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即后来的六十五中。1957年9月，开学的日子比正常的日期（9月1日）晚了几天。哥哥入学不久，便参加了课外文学小组。在会上他时而活泼时而文静，有时也和人们开个小小玩笑，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在漫谈时，哥哥建议说:希望今后的活动形式多样一些，如办板报、组织看电影和戏剧，请老师多做一些课外辅导，讲一讲文学名著，大家共同讨论以增长知识等等。他的建议提得恰当得体，文学组真的采纳了他的意见。
两位学识很丰富的老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给大家热情地讲《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他们生动俏皮的比喻、广博的引证、幽默的谈吐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久，他们销声匿迹了，同学们议论说两人被送去劳教了。又过了些日子，领导叫同学们揭发黄、徐两位老师的问题，大家面面相觑，都愣住了。
“组长领着大家讨论吧。”领导说完离开了教室。
会场上是难堪的沉默。
“谁发言？”组长勉强地问道。
一个高二的同学清了清喉咙，站了起来：
“那次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青年团员，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
会场立即乱了，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哥哥在一旁静默不语，他内心里涌起无名的痛苦。散会后他对王学泰说:
“这算什么呢？徐先生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现在说成是他的罪行。可是我们呢？大家不都感到讲得很有趣吗？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儿！”
父亲被劳教，工资早就没有了。母亲那小资本家的家底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再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在经济上是个“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往往不到月底钱就花光，时时向姥姥借一两元、二三元以救急。存折上的500元到父亲劳教时，已是分文皆无了。母亲的70元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因此，住房自动缩减为一间半。全家住一间半房，那半间又兼厨房，一家人出出进进，怎能没有杂音呢？哥哥看书时总是皱眉头，显示出我们吵得他生厌的神气，我们就格
外地小心，但终不能不发出声音来。
“妈，”哥哥有一天说道，“能不能把小煤屋腾出来，做我的卧室和书房？”
“那怎么行？”母亲不同意，“那是住人的地方吗？连门窗都没有，又黑又潮，墙都糟了，也危险哪。”
“不行，要不我简直没法看书。你们也觉着不方便。我得去和房管所商量商量，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修理，安个门。”说罢他去了。
哥哥走了，我忽地想出主意————一定要帮助他！便抓起把斧头进了黑黑的小煤屋。
黑屋子散发出浓重的霉味。我摸索着登上了破烂堆，便往那窄小的北墙凿了起来。
咚咚咚”，当姥姥闻声赶来时，我已在那又糟又脏的墙上凿了一个透亮的大窟窿，一柱光线照进这从不见阳光的小煤屋。亮光处，许多蜘蛛、土鳖、钱串子正匆匆向黑暗处爬去。
“哎呀！”姥姥生气地埋怨道，“你真够可以！也不和大人说一声儿，就凿个大窟窿？可怎么好哇。”
“您看多亮！”我高兴地说:“这儿可以开个后窗户啦”
“你这孩子！还不快出来！”
哥哥从房管所回来，一见这个洞立即开心地笑了
“真好极了！他们已经答应来修，正好让他们开个后窗户！”
经过房管所和一位亲友的帮忙，盛煤的小屋成了哥哥的住房。这小屋，门向西，夹在北屋和东屋狭小的空间里，门上有四块小玻璃成了个“田”字形，除了那小后窗，这门上的玻璃便成了唯一透亮的“窗”。白天屋内光线暗淡，而且很潮，母亲担心对他身体不利，可是除了常晒被褥以外，也想不出其他好主意。
“罗锦，”哥哥高兴极了，“你来帮我布置一下，看怎么弄最好。咱们布置得漂亮点儿。”
我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找了块旧白被里当做桌布，木桌是哥哥自己钉的，连刨都没刨，桌腿糊上了几分钱一张的木纹纸。桌布上压块玻璃板，压着他的作息表和学习计划，上边放一个台灯和一些文具。他自做的小书架上，书放得满满的。
“墙上一定要挂点东西。”他望着四壁说道。
“挂什么？风景画？”
“不，我有。看，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逆风》、《奔马》，这几张你看怎么样？”
“真好。哥哥，我给你做几个简易玻璃镜框！”
床上方，挂着他写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那淋漓的墨迹，给小屋增添了生气。
不用看屋主人，光看这几张诗画、这苍劲有力的墨迹，就知道主人的胸怀和抱负。小屋横宽只有一米多，长六、七米在这以后，这间小屋的主人用他的一切行动和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位怀有强烈时代感的巨人———他是与暴风雨搏击的海燕，决不是贪图安逸的企鹅。
“这真是天堂！”一切布置完毕，我们都有些累了，他坐在铺着厚褥子的木板上，满意、幸福地望着四周，好像他现在获得的真是一座“天堂”。
“今天我太高兴了！罗锦，都得归功于你凿的那个窟窿。”说罢他咯咯地笑了。
小屋的灯光呵，从此便永远点燃在我心中了。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暗淡的灯光，
映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是在眼前飘荡……
我多爱这小屋，多爱这暖盈盈的、桔黄的灯光呵！
往后一段时间里，哥哥顽强、刻苦地学习，主要读物不再是文学，而是哲学
“我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他对我说。“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更为正确，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政治课从初一就有，但解决不了他脑子里的许多“为什么”，尤其是1957年以后……
他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文学，现在只作为临睡前的辅助读物，有计划地结合所读的哲学著作来看。他认为这样读更能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他对从孔孟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著作列了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每天读至深夜如果说，学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缜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有所得的话，那么，哥哥的明智、灵秀、缜密、深刻、庄重、善辩正是他博学的结果。史、地、文、哲……从古到今的书籍，哪一类书他不爱读呢？然而，他还有比以上几条更可贵更难得的，就是勇气和坚定。这勇气打哪儿来？首先是他坚信共产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思想指南的结果。因此才敢于抉择、敢于实践，敢于斗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继续痛心地回想着……
1958年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六十五中的校园里也建起了十多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作响。学生们“炼”钢的炼钢，运料的运料。哥哥也和大家一样，高兴地忙碌着。但是看着那满是蜂窝的铁块时，他怀疑了：
“这是钢？”
“是钢。”旁边的同学回答。
“不对，不对。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能不是钢呢？”这位同学也迷惑了。
“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把它烧结了。”哥哥平静而执拗地回答。他认为自己肯定正确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
“谁说我们炼的不是钢？”一位老师从别处走来，他是负责炼钢的。
“我说的，”哥哥有些嗫嚅，“我觉得……”
“什么你觉得！”他严厉地打断了哥哥的话，“你知不知道全民炼钢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大事？难道你反对大炼钢铁运动吗？……”他声色俱厉，滔滔不绝地训斥着，说了半天，似乎说累了，才一挥手道:“还不赶快拉劈柴去”他大步走了。
“训我管什么用？”哥哥不服气地向同学吐了吐舌头，“铁还是铁，钢还是钢！”
这些“蜂窝钢”堆在校园里，经过风吹雨淋生了锈，蜂窝里长了草。
哥哥说了一句:“是钢为什么不拉走！”因此受到班里的批判。是呵，父母都是右派，自然要把哥哥看成“小右派”的！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学校办小工厂，增加了下厂下乡的劳动课程，同时加强政治教育。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了课都开辩论会。例如:全民所有制优越，还是集体所有制优越？人民公社先进，还是苏联集体农庄先进？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等等。没有人指导，只有同学们任意发挥。假、大、空话充斥着整个学校。
接着就是“红专”辩论，认真地读书被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哥哥放了学有时去北京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看书，便又受到班里的批判，说他不关心政治。
然而，哥哥在这类过程中所受到的压抑、他心灵的苦痛从不对家里说……那时他才十五、六岁
没有金色的衣裳……
1958年，我结束了小学生涯，考上了第一志愿————女十二中。我小学六年级操行全是“优”，然而一到了中学，竟也和哥哥一样————“中”。评语上写着:“应和家庭划清界线”。由于已有了哥哥做前车之鉴，又由于班上像我这种情况的同学不止一个，所以心头只是郁闷，并不感到受的刺激太大。
母亲看了操行成绩当然没有责备我们，她用那不屑一顾的大咧咧的神气掩饰心中的痛苦：
“唉，中就中吧。我早算了:大学毕业又管个什么！你爸爸倒是大学毕业啦！中学毕了业就找个工作，到工厂里也满不坏。还得凭技术吃饭！中不中又算老几？咱又不想入党入团。
然而，哥哥仍在争取入团。虽然他感到出身不好，入团是多么困难，而出身好的人入团又多么容易——这容易本身就是对我们一种打击。但是哥哥却还在团的门外做入团的“最后的挣扎”。
195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屋里只有我和哥哥。我正要去上学，坐在里屋写字台前的哥哥把我叫住。我走过去，站在里屋的门边，看出他内心有些激动，觉得奇怪。
“罗锦，到了中学，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他望着窗外凝神问道。
“我还不到13岁呀。”我倚着门框，无精打釆地回答。
“没退队照样可以申请入团。我相信，团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也应当是向每一人敞开的。”
“太难了，哥哥。”我沉闷地回答，“父母都是右派，妈又
是资本家。”
“别灰心，看你怎样认识。妈妈剥削过工人，这是事实。原来营造厂的一位严叔叔手指让机器轧掉了，父母就把人辞了。要是现在，能为这把人家辞了吗？临时工还要转为正式工呢。当然，父母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止这些，比如爸爸从不读专业以外的书，没有什么信仰。妈妈思想有些庸俗。我们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更要用正确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
他中肯的话语几乎使我掉下泪来。他凭什么入不上团？凭什么我们的操行都得“中”呢？
当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耳边还回荡着他的声音：
“我还不想失望……我希望你能入团！”
在他的鼓励下，我不止一次地写过入团申请书，虽然自已学习成绩较好，也很听老师的话，但照旧挽救不了我得“中”的命运。我再也不写了。终于哥哥也彻底失望了。
有一天，我和哥哥又谈到这个问题，他沉痛地说：
“我要求入团是为了什么？无非是更要起先锋带头作用。一个什么组织也不加入的人，照样会要求自己成为人杰。”
我望着坐在写字台边一动不动的哥哥……
1959年9月，哥哥升入高三了。
这时，他已经树立了这样的幸福观:“人的幸福是和艰苦奋斗连在一起的。”他十分喜爱加里宁的那段:“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做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身幸福的匠人了。”
中学快毕业了。理想和前途在召唤哥哥。他加倍地用功和努力。
为了毕业更能“保证质量”，每到毕业班就要换极左的班主任。有些学校就是如此。
哥哥对我说:“我不喜欢这位新来的先生，对出身好的同学笑脸相迎，一点小事也要对他们大加表扬，常常对全班夸耀他们父母的功绩，哪怕有的人学习并不好。而对出身不好的人呢，总绷着脸，如临大敌似的。这样的人也配做班主任！我写了个希望他一视同仁的条子悄悄递给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格外敌视我了。”
后来我上了初三，才深刻体会到哥哥这些话的分量。因为那时我们也换了班主任，“左”得很！
学习、探索、奋发！既然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哥哥便将一切希望放在业务上。他要用门门杰出的成绩来迎接高考。1957年以前，父母立志要让四个孩子全上大学。1957年以后，由于经济条件太差，政治上又受打击，母亲不得不改变了看法。她认为当一名技术员最吃得开，当工人也不错。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渐渐孕育了一个理想的志愿————搞地质勘探。
他对我说:“我从小就想，长大了我做什么最有兴趣呢？那时候想过当作家。可是这几年，我有一个最理想的志愿，就是考地质学院。我跋山涉水，走遍全中国寻找矿藏，多有意思！我不但可以钻研业务知识，而且也能了解社会，熟悉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走到人迹罕见的地方，欣赏各种大自然的奇景。在跋山涉水中，还能磨炼自己的意志，也有助于写作。这个专业最理想了。”
当时，有些青年人把地质学院视为吃苦受累的院校而不愿报考。哥哥是不是认为自已出身不好，考大学文科根本没希望，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录取的希望还大一点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哥哥当真为自己的理想做准备了。搞勘探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哥哥虽无任何疾病，但是看起来却显得文弱。于是他求母亲添了些钱，买了一副生铁哑铃，订了严格的锻炼计划。冬天，天刚黎明，闹钟一响，哥哥就“蹭”地从被窝里坐起，以军人般的迅速动作穿衣，叠被，用冷水洗脸擦身，做完体操后便轻装环跑东四米市大街、神路街、隆福寺等街道，满头热汗地跑回家来，给屋里带回一团新鲜的空气，脸颊也少有地红润起来。然后便站在院子里举哑铃，每天总是比前一
天至少多举一下，坚毅地练着臂力。
“现在我能举46下了！每当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再也举不动时，常常高兴地报着数目。
18岁了！哥哥生日这天，格外高兴。昨天晚上————4月30日，他就对着穿衣镜照了半天，琢磨着明天照相的姿势和表情。并找出了明天要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旧蓝布制服和一件旧白布汗衫。他梳着油亮密实的黑发，一会儿往前梳，一会儿往侧梳，梳了半天，还是认为自己原来的学生式平头最好看。
“妈，今天我18岁了，”5月1日早上，哥哥对母亲说，“您给我五毛钱照张像吧。”
“五毛够吗？给你一块？”
“不用了，先照张一寸的就行。照好了还可以放大。”他接过钱，欢愉地嚷道，“18岁了，成人了！”说完高兴地跑向照相馆。
成人了！哥哥对前途抱着多大的希望呵！他学习更加努力，除必须学的俄文外，他又给自己加了门英文。
“高考一定要争取门门一百分！”他自信而又沉郁地说，“家庭出身不好，成绩再不突出，上大学能有希望吗？”
小屋的灯光熄的更晚了……
文艺创作和投稿仍是他的爱好。这时他已不再写什么童话之类。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尽管文章很吸引人，编辑们也不敢采用————调查出身，是两个右派的儿子，父亲又被开除公职去劳教，谁敢釆用呢？后来，哥哥投稿不再那么勤了，只是把自已认为好的作品订在一起，名曰《前途文集》。文集真是一个文思与才华的集锦！他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陈静文的病》放进这文集中。小说刻画了一位成绩很好而因肺病休学的学生和一位极“左”的班主任，也刻画了学校医务室的一位好大夫“黄妈妈”。陈静文在病中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
细腻而深刻，他是那位班主任极左思想的无辜受害者。而班主任所以那样“左”，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文章提出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
“罗锦，你给我的作品提提意见，”每次写完，他总是第一个叫我看，“注意，要第一感觉，有什么说什么。”
我感到多么高兴和骄傲————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但尽管如此，我和他并不算处处知心。也许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并不什么都和我谈。最知心的要数他的几个同学，他们常常找他，高谈阔论和笑声时时从小屋传来。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聊得起劲，连晚饭都顾不得吃。他送走那位同学后，回小屋便写，然后才到大屋来吃那已经凉了的晚饭。我很好奇，到他的小屋看了看，那打开的笔记本正放在桌上，我站在桌边掠了几眼，原来记的是他和那位同学的谈话—关于文艺
现状的讨论。如有没有人性、个性，有没有超阶级的东西，文艺应如何反映社会等等。用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写出，十分生动活泼。他们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某些观点是很有差异的。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高考成绩优异，却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差错？哥哥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
“那就在家等着嘛，”班主任冷冷地说，“做为社会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嘛！”
哥哥全都明白了！
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坐着……
这一天，是他痛苦的一天、抉择的一天、新生的一天。是《出身论》在强烈萌动的一天。是他被迫走上政治斗争的险恶道路的一天。
四 上社会大学实践系
“街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和任性，因此很难讲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欲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哥哥正是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
第二天一早，哥哥写了一封信，尖锐无情地斥责了那个极左的班主任。我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
“……您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心灵是残酷的扼
杀。做为一个教师，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如果有一天
我当教师，我决不像您这样对待学生……”
“唉，你写这干嘛！”母亲虽然深深地同情他，却又不满地说道，“你写了，他就能改了？”
“虽然改不了，”哥哥一面贴着邮票一面说，“也要触一触他的灵魂。”
“管什么用？你要不给他提意见，也许还不至于……”
“他对不提意见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了？”哥哥反驳道。
其实，哥哥那时候还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这类问题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但哥哥决不忍气吞声，他要回击。他给高教部也写了信，控告班主任打击报复——一他那时还没有更充分确凿的事实来证明，班主任的作梗其实只是社会上极左势力微小的一部分;但他要向扼杀青年的恶势力宣战。他用这封信向中学时代做了诀别，也用这封信表明了他决不退缩的抱负和恒心。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没什么了不起。找个工作也不是找不着，早点儿工作，满好。”吃饭的时候，妈妈安慰着哥哥。
哥哥一直默默地吃饭，这时抬起头，平静地说：
“妈，我已经考虑过了，咱家经济确实很困难。但是我打算自学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学。”
母亲听了一愣，随后，脸上渐渐阴沉起来。
哥哥继续说道:“如果说因为班主任作梗没能考上大学，现在我摆脱了他，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试验一次，看在没有人作梗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再不考了，一定去工作。”
“有几个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母亲皱着眉说道。
“既然高教部有这规定，就可以试试。或许，那些人的成绩都不太好？也未可知。我一定要再试一次。”
“五年不是简单的呀。”母亲沉着脸，为难地说道，“这五年，可怎么供应？一个大学生，每个月没有25元，下不来！申请助学金，咱们又不够条件，全家总不能不生活呀！”
“我想好了，妈。如果自学这二年的基础我打得特别好，上大学就不太吃力，尤其是英文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学，晚上翻译点外文资料，挣些钱来减轻你的负担。泽涵的父亲在情报研究所，要点资料翻译不成问题，我已经问过他父亲了。”
哥哥在家自学。他找来了大学中文系必读的书目，虽然那些书他大部分都读过。他也不因此懈怠，反而加倍地用起功来。从线装的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要涉猎和钻研。为了他如此博览群书，亲友们曾担心地劝过他:“知识太多太杂了危险哪。”他们所说的危险，就是怕知识多了，头脑比一般人的复杂、想得多，对社会有看法，因而倒霉。然而哥哥听到这劝告只是不介意地一笑，他决心要做一个书本和实践知识都丰富的人。
他的学识常使他的学友们暗中钦佩。我听见他的高中学友刘健华和曹泽涵对母亲说过：
“伯母，罗克的水平我们都赶不上，可惜这么一个人人才……”
1960年底，报纸上第一次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去做有文化的新农民。
哥哥自愿报名去郊区公社当农民，把申请书交给了东四街道办事处。
“哥哥，”我说，“妈妈希望你上工厂呀，你干嘛非要去当农民呢？”
我想了解社会，了解各个阶层，”他说，“从中也锻炼我自己，妈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这是庸俗的想法。先别告诉妈。”
他一面等着批准，一面仍顽强地自学，在生活上也比以前更刻苦了。过去他上高中，母亲无论怎样紧，也要每月给他五元零用，他把绝大部分钱用来买书。自从未考上大学，哥哥便自动对母亲说:“妈，我只要一元就够了。”
“你总不能那么紧吧？”母亲见他执意不肯多要，有些生气地说，“咱们干脆来个折中，每月给你两块钱吧。万一你来个同学出趟门儿呢，手里哪儿能一分没有！”
哥哥同意了。洗澡，他在家里洗，这样又省了几毛钱。他无钱买书，便借书看。他把这一元钱用得不能再省，但是当我们生日时，他仍要送礼物给我们。有时还要带着干粮骑自行车和同学远游，买些纸、笔等等。每天早上，他骑着家里那辆旧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像上学一样地遵守时间，并坚持锻炼身体，毫不懈怠。为了把这一年当做两年、三年来学，他在怎样刻苦地用功啊
那时，哥哥写了一个剧本《法官与罪犯》，内容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两个，由于弟弟一生下来便给了人，不通音信，长大后兄弟二人互不相识。在他们相见的那天，哥哥已成了罪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政治犯，而审判他的正是“出身好”的弟弟。他们的母亲是资本家，由于社会所承认的“衣裳”的价值，他们一个成了“反动透顶”的罪犯，一个成了响当当的“革命者”。
可惜这个剧本在文化大革命时和他写的许许多多文稿一起烧掉了。
哥哥的小屋，在我眼里，赛过所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我一定要画下它，留个纪念。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们要纪念它。一天，哥哥去图书馆时，我进了这小屋，画了一张水彩画。我画下了它的全貌，多希望有一天它能成为一本书里的插图！
1961年2月6日上午，只听邮递员在大门外喊道：
“遇罗克的信！”
哥哥跑出小屋。他一面看信，一面兴奋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什么好事，罗克？”院里的四家邻居都探头问道。
“红星人民公社让我在一星期之内去报到！”
邻居们听了大不以为然。
“我立刻去迁户口！”他匆匆走进屋，忙着找户口本、粮本、副食本。
“罗克呀，你急什么？”姥姥说道，“再有一两天就卖春节
的供应品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他故意用淘气的声调说。
“再说，也得等你妈回来呀。”
“等不了，等不了！”哥哥做了个鬼脸跑。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姥姥十分惋惜那些即将到手的副食品。
哥哥迁户口回来，吃完午饭，便收拾行装，首先放在包
裹里的便是书、纸、本、笔，其次放了个脸盆，拿了几件衣服。
“不要弄乱我的小屋，”哥哥嘱咐我们道，“星期天我还得用它呢。
再见了，小屋！哥哥临走时最后向它瞥了一眼。小屋的门紧闭着，像在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上了汽车。他在车窗里探出头来嘱咐我们：
“我会给你们来信的，叫妈不用惦记！”
汽车扬起一股尘烟，矫健的雏鹰向蓝天飞去了……
他走了，家里却像少了不止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我似乎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他。这时，我回忆起他儿时到现在的成长过程，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更深深地觉得，这是一位多么杰出、勇于奋斗的人才啊！
四天以后—1961年2月10日，接到哥哥的第一封信：
妈妈姥姥
我平安地到了这里，一切顺利。领导对我很热情，将我安排在莱园小队。这小队包括温室组。初来乍到，远远看到几个碉堡模样的圆形建筑，原来是培养蘑菇的温室。莱园小队共三十个高中学生，我们算是农业工人，先发给工资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饭票制。食堂莱给得很多，很便宜。主食是大米饭和馒头。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可高兴了。买了几块钱饭票，给您买了瓶好酒，给姥姥凭票买了半斤点心，还买了些大葱和鸡蛋。这些好吃的都放在床底下。剩下的钱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交给您。
来到农村
切刀尚好
夜间出门
谨防狗咬
罗克
1961年2月8日
“这孩子，没正经的！”母亲哭笑不得地说，“也不等我回来就迁了户口跑农村去了！和谁商量啦？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厂找个工作还成回题？不听，非要跑农村受苦去！唉！幸亏是农业工人挣工资！”又对我们说，“还有你们一封呢！”
我和弟弟欣喜地打开信看起来:
最想念的妹妹弟弟们！
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扛阳畦的草苦。二百来斤重的草苦，社员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队长要把我调到温室组去，我拒绝了。别人扛得动，为什么我就扛不动？咬咬牙，一天到底干下来了，虽然疲累不堪，但心里格外轻松。
愿你们常给我来信！
你们的好哥哥灯下草
“好哥哥”————他常这样调皮地自称。当然，他是受之无愧的！
星期六傍晚，哥哥回来了。他黑了，显得高了些，肩膀也显得宽了。他把钱都交给母亲，母亲让他留了五元零用，她感到十分欣慰。
哥哥又从中抽出一元对姥姥说:“这一元您买戏票吧！以后我每月孝敬您一元。”
“好小子，”姥姥笑得合不拢嘴，“姥姥也花上你的钱了！”
“以后那一元由我给吧。”母亲说，“你的五元零花就是你的，每月我收你十块钱足够，我给你存起来。”
其实，父亲劳教还未期满，家里正艰难，母亲想把钱存起来是做不到的。
他在罗勉那本书的扉页上题词：
书本是海洋，
字句是波浪，
眼睛是帆船，
载着你呀，
到“抱着天的怀里”去游荡！
“这‘抱着天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道:“这句是外国一本儿童诗里的—蓝天问大海: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回答:“因为我的怀里，抱着美丽的天。你看，写得多美！”
他给罗文讲了一篇最著名的西班牙童话为什么好，又翻着《裴多菲诗选》说:
“‘爱情、自由’是裴多菲最有名的一首，”他背着手，在屋里踱着，背诵道，“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为了爱情，我献出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写得多好！柔石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还有这一首，”他翻着书，找到那首《路上》，指给我看道，“这首写得也好。一个多年不见母亲的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一会儿见到母亲将说些什么，但是一到家，什么话都没了，只是吻着母亲，像果实挂在枝头’，多逼真动人！”
“哼，你还知道这个！”母亲一撇嘴说道。其实，她心里不定多高兴呢。
母亲对哥哥的职业越来越满意。这不仅是哥哥每月给母亲十元，后来长了工资便给十五元，更因为这两年的副食紧张，多亏了哥哥每星期给家买奶油、撑死的填鸭等营养品。她常幻想着退了休到哥哥那里去养老，等哥哥结了婚抱孙子呢！可是，哥哥有女朋友吗？我从没发现过。也从没听见他和他的学友们谈论过女人。哦，那个儿童时代的大眼睛小姑娘，像童话般地消失了。虽然再没听哥哥提起过她，可我却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那位儿童时代的“美人”:她那在郊外野餐时快乐的尖叫声;她在我们百草园里将一大把合欢花包在绿叶里的新奇的发明;她站在门廊下望着靠石柱坐着的哥哥，二人想入非非地说着什么……初中、高中，哥哥全是在男校度过，也许他爱过，但那是对男孩子的纯洁的爱，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过对一个男孩子的爱，就像对一个恋人那样钟情。但是他们什么行为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所有的只是哥哥在日记里的热烈澎湃的感情，那个男孩子却未必知道……成年了，美妙的儿童时代和情思勃动的少年时代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发现哥哥有过女朋友。呵，那是有一次，正值哥哥公休时，我走过他的桌边，瞥见一首他刚刚写完的诗，那一行行清秀的小字十分吸引我，便看起来。
桑田里桑树多美，
桑叶儿飒飒低语。
遇见了我的人儿
我心里多么欢喜！
桑田里桑树多美，
蟋蟀将琴弦弹起。
遇见了我的人儿。
……
这诗既像民歌，又像自由体，读起来朴实亲切，朗朗上口。写在一张横格纸上，有一两处涂抹的痕迹。他写的是谁呢？是不是要投稿？不像……我不由一个个回忆起那里的女孩子来……会不会是她？我想起女宿舍里一位活泼伶俐的女孩子，是广播员，也是新去的农工，高中毕业生……正想着，哥哥进屋来了，我赶紧离开桌子，假装干这干那地瞎忙乎着，一面却偷偷观察他打算把这首诗如何处理。如果他是准备投稿，我倒会免去全部猜测。只见他站在桌边对着那首诗心事重重地发愣，然后沉思地拿起来，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了……
也许，那是朦胧的、由于各种因素而天折的爱情？谁知道呢！
我知道哥哥绝不是禁欲主义者，虽然他的一生始终是严肃的。他的感情含蓄而丰富，他渴望爱。
1961年9月，我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心里高兴极了，竟举着报到通知书在院子里欢蹦了半天。
“这下我可有盼头了啦，”母亲那天多喝了半盅酒，显得很高兴，“熬出一个是一个呀。看来，只有上中专这条路最好。学校管吃管住，出来就是技术员，满不坏！”……
哥哥听了我考上中专的喜讯，兴奋地对我说：
“你缺什么？我一定要送你点儿东西。
他去工艺美术服务部买了水彩、画笔和速写本，在那亚麻布面、印着奔跑的小鹿的速写本里，题上他的《祝词》
我祝你幸福；
前进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愿你许血于轩辕；
但愿你忠实于艺术。
我祝你幸福；
勤奋吧，
你锻炼得精力永充足。
但愿你征途中饱经风险；
但愿你青春的活力把万难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夺妙的前途。
但愿你开放得争梅斗菊；
但愿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扬帆、
击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罗克
六一年九月。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那么幸福、快乐，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哥哥那劲秀、清晰的笔迹。快乐之外，又隐隐地感到悲哀。我多么希望也能写一首祝贺他考上地质学院的诗啊。
哥哥酷爱大自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农村，每逢星期天仍不减从小就喜欢远游的兴致。他与要好的学友，偶尔带上我和弟弟们，去登山、游泳。下大雪去爬长城，秋天看红叶，夏日游昆明湖……这些成了他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自然的怀抱里，那柔和的风，那辽阔的景，一下子便荡涤了他胸中的苦闷，使他豁然开朗，感到自已是天地的儿子、国家的主人，感到奋斗之乐，不屈之美……呵，他从自然之母那里得到了多少美的感受和动力呵！每逢远游，他总要做一
首诗或词来纪念一天的感受。
1961年秋天，他和好友们登香山“鬼见愁”，作了一首词:
游仙·登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
把乾坤搂。
千古奇峰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那堪回首眺望！
这首词，在1962年3月31日我生日时，他买了一个天蓝色塑料皮的大日记本，工工整整地抄在扉页上，送给了我。
1962年7月，哥哥和农村的两位好友，好不容易取得了公社同意，去报考师大中文系。他们多么想上大学呵！尽管三人成绩都很优异，却由于出身问题，硬是叫大队卡住了。血统论的流毒是无处不在的！虽然哥哥在家里不愿多提这事，不露声色，但他不定多痛苦呢。
1962年8月中旬，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哥哥对我说:“你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呢，最近我们菜园忙不过来，招家属临时工，一天一块钱。你在家呆着也没事，不如去干上十天，还能挣十块呢，买点书也是好的。再说，你了解了解农村生活，对你也没坏处。”
“好吧。”我欣然同意了
上午，哥哥让我和他一同去首都图书馆还书借书，为了让下乡青年们有书读，哥哥想方设法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二十本，哥哥自动担负起还书借书的任务。下午，我帮他拿着沉甸甸的书，一同上路了。书包里还有他给当地社员代买的茶叶等小物品。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完成社员托付他的采办任务。买回来的东西交代得一清二楚，不差分毫。我亲眼看到，那些男女青年都和他相处得那么亲热和自然。
我在家属队干活，哥哥在壮劳力组。这天，他那组也和家属队在一块地里劳动。家属们一边干一边聊着天，手脚却飞快！我使劲赶才勉强撵上她们。使我吃惊的是，哥哥干得并不算慢。他蹲在菜地里，一反平日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飞快地间着菜苗。他那不甘落后的姿势，那闪亮的眼镜、紧闭的嘴角、瘦弱的后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我只佩服他，却并没想到他何以会这样顽强……
好不容易盼到歇息，大嫂们鼓励我说：
“行，干两天就好啦。你哥哥乍一来，还不顶你呢。
“罗锦，干得下来吗？”哥哥从那边走过来问道。
“干得下来。”我勉强回答。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社员从那头走来，老远就喊:
“喂！伊拉克（社员们按照哥哥名字的谐音给他起的外号），昨儿个，那工分你咋给我记的呀？”
这时我才知道哥哥原来是记工员。
“怎么了？”哥哥望了他一眼，坐在田埂上，好像不屑于再看他似的，把目光投向菜地。
“我明明干了一天，你咋给我记了三憩儿？”
“下午那半憩儿你哪儿去了？”哥哥望着菜地微微一笑。
“你说我哪儿去了？”他显得很有理。
“还是你说吧。”
“我说就我说，不信你问问—”
“甭问了，”哥哥沉静地说，“你当我不知道呢？下午那憩儿，你大儿子来找你，你回去一会儿，回来打个照面又溜了你当我不知道呢！”
几个社员笑了，直到这时，哥哥才轻松而锐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个圆睁的小眼睛和哥哥的目光对视了两三秒钟，似乎还想耍赖，却又噗哧乐了，无奈地笑嚷道：
“好你个伊拉克，我算服了你了！也难说，你小子比别人多俩眼睛！”说罢，拾起一块土疙瘩随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这赖瓜？”一个社员不满地笑道，“记工员这差事不好当，就是爱得罪人！”
“因为有空子可钻，有人才敢赖，”哥哥说，“如果都一丝不苟，没空子可钻，就没人敢赖了。”
“不是说，”一位大嫂一边往包袱皮里装间出的菜苗，一边说，“听我们当家的说，那次上馆子吃饭，有伊拉克在旁边，谁也不敢往兜里装瓷勺、小盘儿什么的，谁知他身上怎么有股神光儿？”
这句话把哥哥也说乐了。
干了四天，手上打了泡，一握农具生疼，腿酸腰也酸，我真不想干了。
好像什么也瞒不过哥哥，他似乎早已看出我的心思，一开始，他这么鼓励我：
“还有人想跟你交朋友呢。”
他看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又说:
“画呀！你不是带着水彩和纸呀？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时间画它一张了。”
“嗯。”我勉强地答应着
“手疼吗？腰酸？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这不比在学校下乡劳动。你们家属队的活儿算最轻的了。我们用锹翻菜畦，不比你们累？可我也干过来了。她们还夸你能干呢，坚持坚持就好了。”
第五天，我又勉勉强强干了半天。中午收工时，我向宿舍走去。钻过一片玉米地，只见哥哥也扛着铁锹从另一块地里出来了。一见我，他就从破旧的制服口袋里掏出个桃子递给我说:
“你尝尝，甜极了，我们这儿的特产，刚才一个社员给我的，我刚咬了一口就想起你。你要是嫌脏，用水洗洗再吃。”
本来我想用水洗洗，一听这话，心里十分感动，反倒不嫌脏了，就吃了起来。我们俩向宿舍走去。我没话，他也没话。好像他已知道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哥哥，”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想回家了。”
“你真决定走？”
“嗯……我还想多练练画呢。”
这话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哥哥却不说什么，也不挽留，这反倒使我更加惭愧。
“好吧，”他的语气平静而温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今天吧。”我嗫嚅着说。
“嗯。晚上我送你去车站。九点钟奶牛场有送奶的卡车直达东单。坐那个车还能省几毛钱，又快。下午你不愿意干活就杲半天吧，我还是希望你再坚持干几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太对不起哥哥的爱护和关切，可是又不能摆脱怕普怕累的想法，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午饭后。我坐在哥哥的床上，看到他枕边放着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两本哲学著作。这两本书，我记得他以前都看过。
书底下是他的读书笔记，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在摘录旁注着各式各样的批语，如:“哈，抓住小辫子了！”“可笑”、深刻”“妙”、“讽刺、注意”等等。有些是反问作者的语句，仿佛在他面前的作者是一位相当熟的朋友。
枕边还有一本俄文版的中篇小说《阿霞》。雇页上写道：“没用字典读完此书，足可纪念也。”枕上方的墙壁上用图钉按着一小方块白纸，写着本月的读书计划，劳碌了一天的哥哥，就是这样顽强地学习着。我的心哪，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天还不太黑，自行车在水渠那狭窄的土埂上行驶，中间早已被行人踩成微凹的、光溜溜的羊肠小道。宿舍渐渐被甩在身后，与昏暗的夜色溶成一片了。水沟边黑黝黝的高大树木哗哗作响，似乎在催促着黎明的到来。美丽的影子倾洒在流动的河水上，映着月光，抖抖地闪动着。沁人肺腑的田野香气扑鼻而来，倍觉爽快。深沉、寂静、蕴藏着无穷生命的田野呵！
星星像一盏盏灯挂在天边，正静静地望着我和哥哥呢。他骑车带着我，我时时担心他万一摔倒。前轮有时微微一歪，我就一惊，真怕我们俩都掉到沟里去。哦，他微驼的却有力的后背，他这散发着亲切气息的破旧衣服，那每一条衣褶、每一根布丝都浸透着多少苦辣酸甜呵！我不由得轻轻捏住他衣服的后襟，仿佛生怕失去他。我们平安地驶过一段路，又步行着穿过了一片草地。夜雾打湿了草梢，我们的裤腿都湿了。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静极了。只有苍黑的田野和银色的月光，只有我们踏着青草的唰唰声和蟋蟀那动听的鸣唱。一……路上，我问他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他给我讲着路过一片葡萄园时，他给我讲社员偷葡萄的巧妙方法————如何把守夜人引到另一边去……
到了奶牛场，正好有几个搭那辆车回家的女青年，她们叽叽嘎嘎笑着和哥哥打招呼，也都亲切地管他叫“伊拉克”。
一年来，哥哥的处女作《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评影片〈刘三姐》相继问世了。他高兴得在小屋里跳跃，险些撞破了低矮的纸棚。
他买了一条浅粉色的缎带，天蓝色电光线，订了一个大硬皮本，扉页贴着自己一张四寸的半身像，他对我说：
“今后，凡是发表的文章，我都装订在这大本子里，作为一个文集。”
文章的发表给了他无限的力量，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前途。
定名为《前途文集》。这个集子如今还在中级法院。
有一次，我读了一本美国小说《小妇人》，很想动笔给哥哥写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
哥哥：
当暑假那天你带着我在田野上行驶时，我心里就骂着自己是逃兵，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承认。直到今天，想起我如何怕苦怕累，心里总不安。我读了一本《小妇人》，里面的乔多么像我呵！我真喜欢她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气。后来，她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穷教授，这结局似乎令人奇怪，可是叉很能说明她的性格。我还看了一本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我真喜欢……
哥哥很快便回了信
罗锦：
你的信我看了两遍，并把它珍贵地保存起来。我真高兴你能写出你的读书感想。可是，光是喜欢还不够。人的面前有两类知识。一类是业务知识，一类是人的知识，这两类知识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热爱生命》这篇小说，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它道出了强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价值。《小妇人》我也看过，写得细膩逼真。我也喜欢乔的性格。但是，如果看书以喜欢不喜欢为满足，读书就成了消遣。应当学习作者熟练地掌握各阶层人物的语言和思想方法……你是搞艺术的，应当多涉猎文学作品，以此开阔自己的艺术眼界。我建议你订一个读书计划。现在我初步帮你拟一个，供你参考:1.车尔尼雪夫
斯基的《怎么办》，2.托尔斯泰的……
这封信里，他列了几十本各国的名著，我都未看过。我望着哥哥那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笔迹，呵，他在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大起来————哥哥，不仅是我的兄长，还是我的良师。他多么值得我敬爱呀！从这以后，我照哥哥的书单一本接一本地看了起来。后来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
这期间，母亲给哥哥介绍过一次对象。也许她看哥哥已经二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想实行做母亲的关心吧。然而仅仅这一次，却弄得大家尴尬万分。
说来话长。1961年9月我考取美术学校，开学报到那天，哥哥曾特意请了假和母亲一同去送我。我们高兴地在汽车上说着话，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姑娘直瞅我们，她身边也有件行李。
“你是工艺美校的吗？”她凑过来间，“新生吧？”
“是呀。你呢？”
“我也是那学校的。今年读三年级了。”
“噢，”母亲望着她笑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德。”
“你哪一个专业的？”
“雕塑。”
“雕塑都包括什么？”哥哥问她。
她回答了哥哥的问题，我们又闲谈了些别的。
母亲对德似乎很有好感。每逢星期日我一回家，母亲就问到她。因此我也有意地和德接近起来。
1962年哥哥的文章发表后，德对哥哥似乎很感兴趣，问了一些哥哥的事。我把这新奇的发现告诉了母亲。父亲这时已劳教期满回家，每日在家里翻译外文资料挣些钱以补家用。
“你哥哥也不小了，”母亲说，“要说交个朋友也不算早了，可以多了解几年嘛。”
父亲这时插问道:“她漂亮吗？”
“你就知道漂亮不漂亮！”母亲不满地顶撞他。
“你看你妈，”父亲温和地笑道，“一问漂亮不漂亮你妈准
生气。”
“我生什么气？”母亲一跺脚，从这个凳子上站起来，却又坐到另一个凳子上去了。
“我哥哥能同意吗？”我怀疑地问。
“他有什么不同意？”
母亲胸有成竹，“人长得挺漂亮，又是中专生，再有一年她就毕业了，就是技术员。这样的对象可不好找哇！再说，那天在汽车上，你哥哥一个劲儿瞅她，我早看在眼里了。”
我有点儿怀疑母亲的观察。
“这事应当先问问哥哥吧？”
“不用问，”母亲满有把握地说，“一问，见了面倒不自然。你只问问德就行了，她若同意，下星期日你请她到咱们家来吃午饭，我做几个菜。等我瞅个机会，让他们俩出去走走，这事就成了。
看母亲那十拿九稳的神气，我也似乎相信了。
星期天，我和德一起进了家门。从父亲的眼光中，知道他对德还是满意的。母亲又像1957年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张着两臂，微微哈着腰，迈着快步子，满面春风，像要拥抱谁似地从里屋走出来，热情地招呼道：
“噢————，来啦，姑娘！来啦，就等着你哪！”
德很有礼貌地向父母打了招呼。母亲忙着张罗，给她倒茶，一面闲聊着。
“我哥哥呢？”我问母亲
“我叫他买酒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姑娘，中午在这儿吃个便饭，我做几个菜你尝尝……”
这时，哥哥买了东西回来，一见德便说
“哦，那次在汽车上遇见的不就是你吗？”
他和德随便地聊着，母亲知趣地紧忙到里屋淘米洗菜去了，
我们三个闲聊了一会儿，母亲一定觉得该“趁热打铁”了，
便端着正淘米的盆，站在里屋门口，笑盈盈地对哥哥和德说道：
“我看，你们俩不出去走走？一会儿回来吃饭？”
哥哥先是一愣，立即便红了脸，像抑制着无比的气愤，咕噜了一句:“庸俗！”便推开屋门，朝大门口扬长而去。
不用说我们当时都呆若木鸡，也不用说母亲气得脸直泛白。单说德吧，那处境十分尴尬。她很快便告辞了，无论我送她时怎么解释，她也不再理我。
傍晚时哥哥才回来，若无其事一般。见我们心绪不佳，他便也不理我们，吃完晚饭就回公社去了。临走时，他悄悄地瞪了我一眼，愤然地说道:“你也干这种事！”
哥哥走后，母亲气得发誓嚷道：
“我今后要是再管这小子，我不是他妈！”
我和父亲觉得很对不住哥哥————真的，我们的做法太不好了，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呢？
很久以后，我才好意思问哥哥对这件事的想法。他说:
“我最反对介绍什么对象。何况你们连问都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必定喜欢她？一个人最应当注重心灵的美。我觉得她很一般。”
一直到哥哥被捕，也没有发现他有过女朋友。也许是他没有遇到理想的人吧。或许，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农村是哥哥进入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在那儿，他结交了和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同苦读;在那儿，他经受了艰苦的劳动磨炼;在那儿，他熟悉了广大的农民;在那儿，他开始认真地调查了社会之一角。
哥哥是最不幸而又最幸者。他不幸————在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极左思潮所带来的种种政治恶运;他幸运————正是这种逆境造就出后来的遇罗克。
呵，农村！大多数学生刚来时抱了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呵！他们幻想着老贫下中农的关切备至，幻想着大嫂们给他们缝补破了的衣裳……时过不久，学生们的幻想很快地自生自灭了。而他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始终态度冷静、始终情绪饱满的就是哥哥。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用瓜菜代粮吃。生活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吃不饱，体力跟不上。
然而，哥哥从不叫苦，在田里仍是满头大汗地干着。初学农活时的笨手笨脚常常引起社员们善意的哄笑，每逢这时，哥哥只微微一笑，抬袖擦擦额头、鼻尖上的“白毛汗”，便又不自量力地干去。他在劳动中顽强的毅力，那单薄的身体劳动时的英姿，那始终持久的乐观和自信，感动了多少人呵。
由于下乡来的学生出身都不好，不久就传出一种说法:这是一些“反动学生”，不得不来的……
一位姓贾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因“无理殴打温室小队长，蓄意报复”，被开除了。
不久，又有五个学生被调走，分散到不同单位，因为他结成了“反党小集团”。
学生们的心灵又罩上了阴影————在这儿，仍逃不过“与众不同”的命运呵！终于，有的人走了，被骂为“逃兵”;有些年龄大的，开始筹划未来的小家庭。
当许多青年感到委屈、失望、迷惘的时候，哥哥却显得那样清醒、乐观、坚定、有力。
对荒谬、反动的血统论，他怀着更深的愤懑。在他的《前途文集》中，他由衷地表述了自己的情绪。
上工路上，他一路谈笑风生，随便地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开玩笑。碰到哪个女工大嫂抱着孩子，他会过去拉住孩子的小手，挤眉弄眼地作怪相，逗得孩子咯咯笑，他自己也笑成了孩子。
哥哥所住的宿舍在大队部院里，共住八个人。两个老农工，两个原市委党校教师—“右派”，一个下放的中学教员和三个新农业工人————哥哥、小叶和小王（和他同考大学的朋友）。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哥哥在一首诗里写的一句。劳累了一天以后，同宿舍的朋友们又开始读书的竞赛————看谁最后熄灯。
哥哥让罗文做了个土台灯，灯柱和灯座都用木头削成，灯罩是用画报纸糊的，放在一张三人共用的“床头桌”上。这桌子，就是一只板条包装箱，口朝里，用砖支起来，像小学的课桌一样。箱面再糊一张报纸。
每天晚上，哥哥、小叶和小王，按照哥哥的提议，先轮流在桌上练习几篇毛笔字，然后便各自看书。
他读书很勤奋，并非处处都懂，倒是确实的。但他总是抱着一定的探索目的，尽自己的水平去穷究底蕴，吸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哥哥具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自甘颓废，那么在同他相处时，你就不得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识的人为快。他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会反照出你自己的盲目和虚浮，使你惭愧，促你奋进。当环境不利于人的求知上进，平庸颓废极易流行的时候，这种影响的存在是多么可贵啊！
在宿舍里读书的条件是艰苦的:拥挤、嘈杂;附近一个很大的粪池溢出难闻的气味;电井房机声不断。这里是蚁蝇最多的地方，宿舍既无纱窗，又无竹帘，只能任由蚊蝇横行。
为了静坐读书，要穿上很厚的布衣裤。将裤脚、袖头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才对付得了。盛夏，哥哥就是穿着这样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经历了第二次高考落选的失望和打击，三个年轻人又希望去当兵，用热血表明自己的红心。但是，连体检都未被批准————军队里哪能要出身不好的呢？
他沉默了，彷徨了。菜园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咯咯的笑声了。
“实在不行，我们就去钻象棋。看来只有这一样是不用看家庭出身的。”他对小叶说。
呵，这话多么使人心惊！“实在不行”这几个字，小叶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天打歇时候，有个叫张小四儿的青年农工，平时常爱同哥哥开玩笑的，这天不知说了句什么，两人竟抱在地上滚了起来。哥哥那瘦弱的身子好像突然增长了无穷的力气，简直不顾一切了。开始有些围观者还打气、助威，以为两人在玩闹。后来还是张小四儿发觉不对头了，赶快松开手爬起来，瞪着惊诧的大眼睛，喘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
哥哥红着脸，谁也不看，带着满身的土，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他的神色很不好，激动中流露出内心的自责。
张小四儿还在一边吃惊地望着他:“怎么了，这是？真急啦！……”
是呵，他不能明白。他一向无忧无虑，因为他一身清白。虽然哥哥也一样……
哦，这是唯一一次哥哥冲动得失去了自制。过了好多天，他的情绪才渐渐恢复。但路上碰到什么人，也只是随便招呼一下，极少再开玩笑了。
为什么把人的肉体来源作为决定命运的根据？！呵，血统论，你这无所不在的恶毒的幽灵！
重复的打击落在旧的创伤上，总是倍觉沉重。他一时止步，沉默了。
但在短暂的彷徨之后，他重又奋起，开始了新的寻求和探索……
三个年轻人合写过一本诗集————《凝秀集》，由小叶用小楷誊录，小王去“荣宝斋”装订，每人一册作为纪念。但这本宝贵的诗集自没逃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他们合办过油印小报，这是哥哥提议的。虽然只出了一期，但是那期小报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一期，小叶写了一篇《浅谈京剧音乐的板腔结构》，哥哥写了散文《涿县纪行》。在那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怎样发着自己的光和热呵！
1963年夏，哥哥嫌宿舍太吵，租了老乡家一间小西屋，小叶和同室的小许也租了一间，和哥哥南北紧邻。
这间土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镳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中等身材的人伸手可及报纸糊的顶棚。前窗下支着一张岌岌可危的“桌子”，桌角一摞书，桌上是弟弟做的那个土台灯。案头壁上贴着一张“陋室铭”，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这不使人难堪么？”小叶笑道。
哥哥回答:“无论是‘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他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外，还自修俄语、日语，临
睡前仍看各种文学书籍。
严冬，屋里像个冰窖。没有火炉，手脚冻得都伸不开。但每当他看到一段启发人的文字时，他的心都要热起来，常常忍不住走到邻屋去，把自己的幸福和激动告诉小叶他们，让朋友们和他共同享受书本的愉快。
小叶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个雪花飞舞、脸盆里的残水早已成了冰碴的一天，哥哥闪披着棉袄进来了，举着一本书，赞叹地说:
“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什么书，这么大惊小怪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呵:法学家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是的，是实践和书本的养分把哥哥育成了人民优秀的儿子！
1964年初，他决定离职回城—进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当工人。
母亲反对说:“我看，你那儿虽然是农村，生活水平可不低呀！虽然三十多块钱，可顶城里四五十元花——那儿东西又便宜，吃得好，开销又小，离城又近。将来在那儿成个家，也不错嘛。偏要回城，有什么意思？你都快二十二了，还当学徒工？一个月才拿十六块钱？
……”
她怎能理解哥哥的心思呢？她怎能知道，哥哥还有更大的抱负呢？
哥哥一下定了决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他终于办好了手续，要离开可爱的农村，要离开他的难忘的陋室了。他将奔赴另一个广阔的天地，去磨炼自己，继续调查社会，学习社会。
行前，他在土屋的墙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永远不会被哀愁击倒的哥哥，带着深沉的爱和恨，去了。他的心情，正如他在农村所写的一首诗：
千倾雪原泛夜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他去了。他是向着更艰难的环境大步走去的。
首先他必须自食其力，决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那时分配工作一年比一年难。一九六四年比起他高中毕业时，工作已经很不好找了。
他在东四街道服务站，作为社会青年，填了求职登记表，等待分配工作。但是，就连求职登记表上也有“出身”一栏！
工作迟迟不分，他又绝不想在家里多吃一天闲饭，于是一次次地去催办事处:
“我家里太困难，求你们先给我找一个临时工作，一边挣些钱，一边等分配。”
“工作？……”他们终于想起了，“看传呼电话的那个老头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干着？”
“行。”哥哥从来没有虚荣心和架子。
他看过传呼电话，在换房站帮助抄过换房地址。后来由一个熟人帮忙，又去首都图书馆做临时工:整理图书目录。还去中国情报研究所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所到之处，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即使当时这两个地方有招工名额，他也转不了正—这样的机关谁能要出身不好的人呢？政工组是通不过的。
直到今天，首都图书馆的同志还感叹地说：
“你哥哥，多好的一个孩子呵！多少年了，他就是我们的老读者。在这儿工作时，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那么好学、聪明、会处人。唉！你哥哥一被捕，我们图书馆也挨了上头的批评一一怎么让这样出身的人在这儿当临时工！”
又经过朋友的帮忙，哥哥来到安外蒋宅口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并代理过一段班主任。
他是怎样爱那些孩子们哪！一个非常乱、学习成绩很差的班，在并不长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全校成绩和纪律最好的班了。这不奇怪吗，不，因为哥哥最懂得孩子们的心。
“罗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壁报，题目是‘光荣榜’。左边写‘谁是英雄谁是懒汉’，右边写‘光荣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画个懒汉，右上角画个用功的好学生。这样……”他用铅笔给我打了个格式，立即去买来一大张图画纸。
于是，每个学生名字后面插了一面活动的小红旗，就在这张壁报上比赛起来————看谁的红旗走在最前面。哥哥用自已的钱，买来铅笔、橡皮、小图书，奖励那些领先的小学生。这一鼓励非同小可！在孩子们的眼里，同样一根铅笔，老师奖给的比起自己买来的，大不一样呵！
他爱孩子们。这个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哪个老师也管不了。一天上课，一位最调皮的男孩子做小动作，哥哥制止不听，便叫他站起来。他气哼哼地站起来了，一脸的不在乎。
哥哥继续讲着课。过了会儿，叫他坐下，他偏不坐。有的同学笑了起来。
哥哥立即爽朗地对全班说：
“好，××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叫他坐他都不好意思坐。我们大家欢迎他这种认识错误的态度。咱们一起鼓掌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和哥哥一起鼓起掌来。
这学生偏又一屁股坐下了，装着不介意地晃了晃脑袋。大家又笑了。
“好！”哥哥又热情、肯定地对大家说:“这回，××是真正认识自己错了，他知道刚才老师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对的了。因此他坐下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守纪律的好孩子。咱们再一次鼓掌，为他能够认识错误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热烈地鼓掌。这个孩子羞愧地低了头，红着脸，半天都没抬起来。而哥哥却像没看见一样，接着讲课……
从此，这个最调皮的学生对哥哥敬服得五体投地。而哥哥从不歧视任何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并且常给有自卑感的学生更多的鼓励。
不光如此，每星期日，他不是带孩子们去过队日、爬山、游泳、划船，就是在他那狭长昏暗的小屋里给孩子们讲故事。他讲高尔基、列宁小时候的故事，鼓励孩子们要正直地做人，克服软弱和怯懦;他讲世界名著，各种童话，教导孩子们要诚实、善良、有礼貌。在那光线暗淡的小屋里。多少双稚气的瞪大了的眼睛在晶莹地熠熠放光啊！不论哥哥手里在做着什么，只要是孩子们一来，他便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一次，我们玩具厂卖处理的铁制小手枪，二分一把。哥哥一听，立即掏出一元：
“快，罗锦，替我买五十把？”
“干嘛买这么多？”
“我给班上的学生一人一把。”
星期日，孩子们每人拿着一把小手枪，上景山和他玩军事游戏去了……
寒假，他组织了业余绘画小组，让我教孩子们画速写。教完，该做示范了，孩子们争着让我画像。哥哥指了指旁边一个期望地望着我、却又不好意思争的学生，微笑地说：
“给他画一张吧！”
当我把那孩子的画像送给他时，他的脸笑得像一朵绽开的花。
和哥哥一起走出校门，才知那孩子就是最调皮的那位学生。
“我算把他治服了，其实他很聪明。”哥哥咯咯地笑着，这天真的笑声多像个调皮的大孩子呵！
后来，他又在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担任代课教师。不久，由于在报上发表了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他被学校解聘了。
幸运的是，办事处负责分配工作的徐老师认为他是一个既有头脑又有才华的青年，多方努力推荐，他终于进人民机器厂当了学徒工。那是1966年6月。
爱人者永远是被爱的。那些纯真的孩子们，在哥哥离校以后，还常来找他。而他也依旧关心他们的学习和一切，给他们讲故事。一直到他被捕，孩子们还频频来打听。一开门，总见一两个或几个孩子流着泪站在门外，难过地悄声问道：
“遇老师回来了吗？”
望着那些泪流满面的小脸，家里的人怎能不深受感动！
爱人者才会被爱！
无论在街道、机关、学校，哥哥都看到了“血统论”带来的严重恶果，看到许许多多被损伤的灵魂。他记下了真实的统计材料。
1966年6月，哥哥刚进入人民机器厂，“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便开始了……
五“恶毒攻击罪
森冷的小屋再冷，
冷不过哥哥的目光;
地下的岩浆再热，
热不过哥哥的胸膛。
……
我永远不能忘记，1966年8月28日那天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小屋门口召唤道：
“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望着我沉痛而严肃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不必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像死神般可怕—一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呵！
“就是这本日记，”接着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这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些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假思索，就双手接过来，坚定地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叠叠的日记、文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而我的那一句“看完了”就将是它们被烧毁的宣判词。
从加入少先队的第一篇日记到成人的历程，像画展一样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像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这些披肝沥胆的日记，这些文思奇妙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不是日记和信件，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这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思一次过，他的勤俭朴素、刻苦学习、宽人严己、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作斗争的勇气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战胜自己的“私我”才达到的境界呵！
只要是他一时不明白的，他就要通过读书或实践的途径把它弄清楚。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就坚决改正，决不再犯;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不懈。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即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像这样敢于战胜“私我”的人，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的做人准则和生活目标怎能不始终如一？怎能不坚强？怎能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怎么会投降变节？处处严格地检验自己，这就是他的自豪和幸福！
有的人口头上也宣称他相信唯物辩证法，唯独缺乏解剖自己、战胜“自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已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在我们同辈人中，或在我们周围的人们当中，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如此无情地解剖自己的人！如果每人都能像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会减少多少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得见轻微的沙沙声，而哥哥仍然以那一动不动的姿势向天空凝视。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地下的岩浆再热，热不过他的胸膛。我悄悄抬起了头，难过地望着他————他的目光是冷峻的，而在他的胸膛里，该翻滚着多么灼人的岩浆呵！听，隔壁院子里传来红卫兵的打砸声和不幸者的哭泣、哀嚎声;看，后窗外便是烧东西的袅袅青烟。思想要被铲除，肉体要被凌辱，还有什么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没有回来，与厂里的黑六类一起被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胆战心惊地烧东西，所到之处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已到下午，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这时已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写生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高高的白油漆门总是用绳索穿着不打开。此时这一排紧闭的门，静静的就像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日记拿回家太危险，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
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下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全城就临时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我忐心不安、坐卧不宁……下午两点，才开始通车。我紧忙赶到那里一看，不由愣住了————两排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浊邋遢的脚印。我忙找到两位打扫厕所的女同志，问她们看见一个花书包没有？她们只掠了我一眼，便耷拉着眼皮，一边扫地一边干巴巴地回答：
“没看见。”
此外再问不出一句话。
我自己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然而却辜负了哥哥的重托！心里七上八下，万分懊悔！谁知道哥哥那里头记的是什么呢？唯有这本我没看，因为哥哥没叫我看哪。万一有“犯上”的话，不等于我出卖了他吗？我哭了半天，饭也吃不下，也没心思上班。父亲责备道：
“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
可是又藏哪儿好？棚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人，万一被谁看见听见？邻院就是街道积极分子，她的孩子经常往这院跑……或许，哥哥也是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呵！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
父亲问他:“你记了什么犯事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焦躁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还不烧了，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却很快恢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的话更使我难受！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呵！
原来公园管理处的人把日记交给了领导，领导很快转交到公安局。8月30日，我厂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在文化官的厕所里藏了什么，显然他们已全部掌握了情况。
三十一日晚上母亲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和父亲正被强迫跪着，门突然“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望去——啊，深蓝的夜空衬托岀哥哥那严峻、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像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红卫兵;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片，直慑人的心魄……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涌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锋利的目光使人发怵，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先发制人地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规定，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红卫兵。
“出身就是你的罪！”
“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道路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问题的呢？”哥哥朗朗地问道。
“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哥哥和他们激烈地辩论着，突然，门外又涌进一群红卫兵。
“遇罗克，走，厂子叫你去！”原来是哥哥工厂的——就因为那本日记。
哥哥被带走了，和许多“黑帮”、“狗崽子”关在一起。没过两天，我也因日记问题被厂里批斗，视为阶级敌人。我和哥哥的日记曾在“全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说这是“变天帐”。
他们从我的二十本日记里筛糠似地找出六句话（这六句话既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又没攻击党的领导，现在看起来完全正确;而其它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努力学习的话一概不算），便说我“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而哥哥那本日记里记的是什么呢？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从法院里得到当时定他罪名的那些日记摘录——那些因丰富的实践、勤奋的苦读、周密的思考所产生的闪光的金子。
如果那所有的日记、文稿、信件都不烧掉，该有多少闪光的金子！
这不独是一位青年敏感的神经对生活的直觉和感应，而且是经过丰富的实验、痛苦的磨炼而开出的思想之花。它的光芒足以照亮迷惘的人们面前坎坷不平的道路，足以暴露那些吃人的披着人皮的豺狼。哥哥既不认识高干子弟，又没有“内参”可看。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深刻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他坚韧的斗志、远大的胸怀、利他主义的抱负，他严格律己、对真善美热烈追求的高尚品德，都是他结合社会实践，每晚在小屋里苦学、深思的结果。呵，一颗高贵的心！它是
书本、实践和思考的产儿！那四溢着桔黄灯光的可爱的小屋，就是培育这颗心的产房！
哥哥的价值，正好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面！
六《出身论》——时代的产物
“谁敢和我辩论？”
1966年11月的一天，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蹦就跃上了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双手叉腰、气昂昂地、挑衅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这凛然的无畏神气，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街道上拥挤的行人;那响亮豪迈的话语，像闪电般划破了反动血统论笼罩的铅样的天空。
很快就围起了一大群人，四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向他走……
“谭力夫之流们，你们有人敢和我辩论出身问题吗？”
哥哥又一次向稠密的人群喊道。人们好奇地盯住他，而更多的人却你拥我挤地观看他身后刚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出身论》。那十几张粉红色的纸上写满了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毛笔字—那是哥哥不顾在工厂劳动一天的疲劳，用十几个晚上抄写成的呵！早在半月前，哥哥、我和弟弟就用刮印的办法，油印了五百份《出身论》，贴在各大路口和重要的机关、学校了。它像烈火一样燃烧、照亮了人们的心。在贴有《出身论》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着五六层人，在纸边的空白处，写满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语:“好得很！向作者致敬！”“大毒草！砸烂他的狗头！”人们询问着作者的姓名，然而只有“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一令人深思的笔名……
“你小子要辩论什么内容？”十几个气势汹汹的穿黄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挤进最里层，手里攥着宽牛皮带。
“我要辩论的就是这《出身论》。”哥哥用手向身后一指:“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你小子要有胆量，咱们先辩论谭力夫的红对联—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不！”哥哥严峻的两眼像射出了两道冰光，“辩论谭力夫反动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对！”人群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他妈的谁嚷？一群混蛋！”十几个红卫兵怒目横眉地乱叫：“谁不拥护红对联，就砸烂谁的狗头
“其实，”哥哥的目光透着嘲讽和轻视:“那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人群哄地爆发出一片笑声。
“说穿了，”这笑声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当然！”红卫兵们嚷道:“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就是大于社会影响！”
“实践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哥哥雄辩的口才、充实的论据把红卫兵们那些对立的和貌似折中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出身论》以油印的方式在北京城里点起了最初的火。在这动乱、血腥、恐怖的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位多么勇敢的战士！
1966年10月1日，母亲和我都被扣在厂内，哥哥和父亲被勒令不许走出家门，两个弟弟去广州串联，实是为了避难.姥姥因病住在二姨家。
10月2日下午厂里才放我回家。进了小院，走到哥哥小屋的门前，看到他正坐在桌前奋笔疾书呢！他写的就是那篇轰动全国、致使他得到死罪的《出身论》。
哥哥在这篇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的一万多字的论文里，阐述了两个大问题:
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他认为:
一个孩子“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的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
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因此，他认为:“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
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
哥哥认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二、重在表现
在这个大问题里，哥哥阐述了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出身问题早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到处受压抑。正如《出身论》一文所说：
……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糸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
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出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
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调查乱班的材料，其
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指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
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
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阶级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
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
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可能。……
哥哥写完《出身论》以后，曾叫几个同学看过，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语言太尖锐，提出更改一些词语，少惹祸为好。哥哥适当地做了些修改，后来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当时铅印的《兵团战报》登了一篇关于出身问题的文章，但观点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事物的本质，丝毫没有说服力。哥哥把《出身论》送到他们编辑部，他们认为文章太锋利，不敢刊登。
怎么办？又没有油印机。这时罗文、罗勉从广州来信说，他们在那儿和广东的几个学生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想专门谈出身问题。并且介绍了一种最简便的刮印方法。哥哥高兴极了，立即寄去了《出身论》。不久，罗文就寄来了一张他们油印的纸样，字迹十分清晰。那天哥哥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立即买了纸，借来钢板和我在小屋油印起来。我们油印了三四百份。油印完毕，他把小屋的墨迹擦得干干净净—从那时起，他就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哥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么一个笔名呢？”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称，”他说：“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但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天冷了，两个弟弟不得不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出身论》在广州引起极大的反响。我们又印了几百份。那时正值十二月初，我和弟弟骑车去满处张贴。为了避免人们拦住找麻烦，我们都是先贴最后一张，贴完第一页骑车便走。所贴之处人们无不整日围得水泄不通。
人们在寻找这不知名的作者：
哥哥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油印的《出身论》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同时也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谢富治分别寄去了一份。
父母为此分外担心，劝阻道：
“罗克，可别惹事呀！那么多人都不敢说真话，就你敢说？危险哪！
可是，哪里劝得了哥哥呢？他哪里是为自己才写《出身论》的呵。他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可以发表言论—哪怕是油印。他，作为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果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连句真话都不敢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行尸走肉式的生活他是决不要的，不自由，毋宁死！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我的大弟弟————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和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宪文（毛是老师）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只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
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分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一厂死磨硬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决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递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些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到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竞须用二十五份其它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国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一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井冈山》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除了台湾和西藏两地外，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付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精辟分析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1967年1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那里会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呵！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而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分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涌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都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上以“常洞瑶”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和《谈鸿沟》（这一篇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
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这时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涌，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呵！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愿相违……。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而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倦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呵，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畅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呵！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咏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1967年11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哦，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进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这位好友，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也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却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
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大概决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1967年12月31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能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如，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杲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晚了。父母最疼爱的大儿子，难道……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静的、一动不动的、溢着柔和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12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在日记本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
被捕的那天，在他小屋的桌上还放着未定稿的《工资论》
七 社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1968年1月5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记中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决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1968年1月9日
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下落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优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毛主席的。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热爱的，尽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间:你7月3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运动
1月10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团”，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分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1月12日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1月13日
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晗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的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了时侯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1月16日
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缀我9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糸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
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传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他的报导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掏粪工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周，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50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传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主席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叁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9月3日
问:1962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答:这是对我的污蔑，这根本不能联在一起的，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问:你放肆！你是反动，你是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此！
答: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问: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答:找不出来……
问:蒋介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跑了，你很“惋惜”，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在1966年，你说蒋介石完全可以打回来。
答:这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问:你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了。
答:我对有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我大部分是拥护党的。
问:这是大事化小。
答:可是这本日记如果落在蒋介石手里，便要杀头。因为我说蒋介石的坏话多了。
问: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答:不对。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的觉悟还是有你们）这样不行！
问:你对社会主义根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答:我不承认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答:不是听不进去，是没有影的事。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9月17日
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问: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遇罗克
1968年10月8日
从以上审讯记录中不难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么有策略呵！首先，他态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极个别处），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在“四人帮”统治的法庭里，他知道态度太强硬对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什么也没有承认过，对谁也没有交代过，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软中硬”的“狡猾”、“顽固”的态度，使审讯员们大为恼火。换了许多个审讯员对付他，一个月连续审问达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给他戴背铐、关禁闭惩罚他……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
他被折磨得头发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徼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复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着人们。
在监号里，他以那惯有的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新难友介绍自已的名字。
“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所在）的罗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这在困苦中作出的会心微笑，给难友以多大的鼓舞呵！
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哥哥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引人兴奋的话。
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猛烈抨击：
“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
合理吗？！刘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吗？”
哥哥一点儿也不着急，微笑着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
“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你反动！……”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他忽然收敛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的笑了起来，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开心。
而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总对某一种事物“门儿清”（即内行），所以，无论谁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哥哥在这儿学到了不少知识————水泥的全部生产过程，世界电影现状——包括各国影片的生产情况、年产量、频率和周转率，还有机械制造、西洋近现代美术史……监狱里常常换号，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间牢房里听来的给新号里的人讲述，通过讲述来复习这部分知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他所讲的那一门知识的内行呢。他是多么会利用时间学习呵！
由于处处受监视—队长监视，号里大家互相监视，这种聊天时常中断。往往一点事要聊好几天才能说完。
在这复杂的困苦环境里，哥哥希望大家都对哲学感兴趣，更念念不忘宣传他所相信的辩证唯物论。在牢房里，他借“学习毛选”为名，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十分起劲，因为哥哥很善于把抽象深奥的理论用几句话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这里成了博学的老师。一位学美术史的大学生对辩证唯物论没什么兴趣，他喜欢现代哲学，这位大学生说:“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过去的哲学已经被这一代人摈弃了。”
哥哥很不以为然，和他论争，后来有些生气地说:“不行，你得下点儿功夫把所有的观点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学学再做结论。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使思想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正确，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得什么哲学家，而你居然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哥哥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他从心底里相信它的价值。可是他却被另一些自称同样信仰的人关在监狱里，这个现实怎能不令他深思！
一天，他从同屋的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常若有所得的点着头，有时则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来。
“出狱之后，一定要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两眼放光地对身边的难友说。
“怎那么有意思？
“对照着看，能看出许多问题。从他们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某些同号的人眼里，他是个奇怪的“书生”————微驼着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过早脱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每天早上起来还做做广播体操，满身书生味儿。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位“书生”，却能洞悉社会，了解人生。
他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他公布证据————哥哥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哥哥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哥哥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决不愿意向他们低头。
没有在那个时间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哥哥的确是煮不熟、熬不烂、踩不扁、砸不碎，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油子！
监狱油子吗？他也是也不是。
他的确是个监狱油子。他了解监狱的各法令、条例，审讯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过的书现在用上了。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
“你干嘛要把牢房里的矛盾搞得这么复杂？”那位喜欢平静的大学生问道。
哥哥笑说:“如果牢房里面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练练手。”
哥哥的确很成功，使几个积极分子互相争斗起来，互相指责对方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个监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者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借以镇唬其他犯人。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员的好感和青睞。他对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个小小的监号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是卑劣、阴险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现的场所，而哥哥在这里所玩的“政治权术”，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几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哥哥都要向管理人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和笔的，他说:是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他就利用这些纸和笔，乘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他和那位大学生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背下来的诗词，都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凑凑也有了几百首。
星期天，他俩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钱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景色————哥哥教大家作起古典诗词来了，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结构、作法和修辞学。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检查牢房时，即使这些诗放在棉衣的棉花里，也被全部搜走了。不过哥哥并不扫兴，依旧教大家写诗。他说:
“旧体诗有许多内涵，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也只有用这些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念了自己《登鬼见愁》那一首词，大家都喜欢其中的气魄。哥哥伤感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他多向往自由呵！
“我不会忘记你们作的诗词，”他鼓励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出狱，我一定编一本《狱中诗抄》，你们写的诗里有不妙句。”
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他有时向难友讲起自己的家，自已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们家的那个小姑娘……”他总是这样提起我。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说到童年，他就会唱起苏联的一首歌曲：
“由斯大林率领我们去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唱完之后又自嘲的笑笑，对难友们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还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嬴得了第一。”
呵，金色的童年！在他童年时代，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他25-27岁的年头，会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度过……那一切，那大眼睛的小姑娘、那愉快的野餐、那小学毕业典礼，一切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呵，一去不复返了……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他问大学生，他想振作起来。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
他俩站在黄昏的暮霭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里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这20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挤住20个人。
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动情地唱着，歌声那么认真、沉重，牢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静悄悄地听着、听着……
“唉！别唱了！”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惨的歌
哥哥回过头来，看着老头笑了：
“这个歌一点儿也不惨呵！”
“算了，”大学生扫兴地说，“我们不唱了。”
他们坐下来，那时候，哥哥比号里其他犯人多一样东西————手铐，这是因为他不交代问题而受的惩处。吃饭时摘下来，血液刚一流通又铐上，铐得紧紧的。血管胀得非常难受，疼痒钻心，又毫无办法，好一阵才能过去。每当这时，他总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谁谈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只要有谁一戴上铐，立即被视为号里的危险分子，谁和他说话都要被别人汇报上去，人们恐惧和躲避的目光更像刀子一样刺进哥哥的心。人们，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愚昧呢？什么时候才能不跪着生呢？每当这时，总是那位大学生比较有勇气，冒着自已同样受罚的危险，和他找话说说。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感叹地说:“一切都过去了！”
“对，”哥哥微笑而镇静地回答，“将来的生活，无论怎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哥哥不答话，只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我入狱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大学生懊恼地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只不过是个热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作为政治犯关在这里。”
“我值得。”哥哥想了想，郑重地说道。
大学生望着他，他直视着大学生的眼睛，自信地说道：
“你出身高干，过去生活一直优越，这所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我们从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总有种先天的自卑感—政治上的软骨病。以至有了说话机会的时候，也很难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我虽然被抓了，也许结局不堪设想，但能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出身论》是呐喊，也是我们这些青年能够发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你不知道，那些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十分感动我，我不止一次地哭过。许多人寄来血写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报社来的，……为了这些人，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使大学生深受感动了……大学生默默不语地望着他。过了会儿，哥哥又笑笑，说道：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高干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如果你来高干子弟蛮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人物，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的、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
对哥哥的审讯已到收缩程度了，形势越来越紧张。
“你这死反革命，顽固透顶！”审讯员最后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最后两分钟考虑后果！”
屋里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哥哥一个人。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啊！难道，哥哥还需要什么两分钟吗？他从动笔写《出身论》的那一分钟起，不是已经决定为真理献身了吗？迄今为止，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两分钟，对他来说太无必要了，因为他已经整整考虑了一生！
门被撞开，忽啦啦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煞是森严。
“遇罗克，”军代表厉声喝问:“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哥哥沉静地回答:“我的牙膏用完了，请您让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
“关入死囚牢！”
死囚牢……
哥哥被关在腐臭阴暗的“活棺材”里。一米宽、二米长、双层铁条门，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没有棉被、没有一切洗漱用具。夏日蚊蝇叮咬，虱蚤遍身，30斤重的镣铐更添了这些“小吸血鬼”们的狂妄和自由。严冬，没有火炉，寒风无遮挡地从铁条门吹入，浑身冻得麻木生疼。一间间的死囚牢关着待死的人。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使人毛骨悚然，简直足以使正常的人发疯……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在两三个月之中，哥哥和一些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去挨斗。他们的嘴唇虽被封闭着，但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久已虚弱不堪的身体，死命地向上挣，决不肯低头。押着他的彪形大汉踢他、打他，台下的群众啐他、骂他;手腕脚踝全破了，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无法愈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那滋味儿，不比死更难受吗？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和魔鬼们面前，昂着他那不屈的头呵！他全身浮肿了，忍受着疾病和酷境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刺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寒冷的长夜……也许他精神分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他没有！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想活下去，活下去！他唯一挂在心上的，就是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层领导人。他在狱中五次上书毛主席，给陈毅同志写过信，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能尝到的滋味都尝到了，该考验的都考验了，没有谁能征服哥哥的意志。是的，没有人能征服他的心！
哥哥，这位在人间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用这首诗赢得了“监狱”一课的满分：
赠友人
攻读健冰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人间大学的每一堂课他都上得那样认真。如果说“当人刚脱出自然界怀抱的时候，他只是个自然物，而不是人。人乃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哥哥是达到了人的水平。
这位优秀的学生，已经被准予毕业了——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
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宣判词全很短，三言两语，最后全是这样一句话:
“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主席台上那人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话音未落，95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19个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观众席上、运动场上，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犯人们被带了出去，有的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不屈地奋斗着……
哦，哥哥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名字，像过去的一些英雄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颂着。
我们纪念英雄，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云散;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方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像他那样勤奋地苦读、勇敢地实践、冷静地思考、明确地生活！
1979年一概
1981年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