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文集

1966年 1月2日 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见《资本论》附录），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1月27日 读完《论语释注》。怪不得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之中，有的人对孔子推崇备至。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子诸家，其原因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地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了。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1月28日 读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 1月29日 那时我国对外积极争取和平……对内则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国外颇孚众望。治国者庶几可以无为而治矣。今天则不然。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2月6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始知蒋介石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 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 2月7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2月10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2月15日 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4月30日 读完了（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我总觉得，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继续。梅特里那种细致地观察、点滴的探索，在今天就没有继承。我们架空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固然，梅特里只考虑到生理原因而没有考虑到阶级原因，这是不对的。但一反而为之，也不能不算是偏颇。我们终不能否定，梅特里哲学也有其合理性。难道这就是大变革吗？不！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5月1日 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得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5月2日 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5月3日…

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口碑传颂的清官们判了死刑。他认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他引证了几页史籍，并加以分析，说海瑞根本没干过好事。无怪乎有的同志读了这篇评论大摇其头，深感有划分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必要。 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 如果就剧论剧，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其缺点绝不是因为把海瑞写得太高大了，太英雄了，恰恰相反，吴晗同志多少还担心遭受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不客气讲，还有点怕，还不敢把海瑞写得更英雄些，更高大些;还拘于史料的限制，还没有把海瑞更理想化。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竟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块儿文章，作者看到剧中海瑞讲了“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这么几句话，就认定吴晗同志有意在宣扬封建道德观！那不正是吴晗同志为了暴露 海瑞的历史局限性才加上去的吗？ 说假海瑞可以大歌而特颂，真海瑞有没有可以赞扬的地方呢？姚文元同志既然把海瑞认定为地主阶级的一员，认定他每时每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自觉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就无法解释海瑞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绩。在史实面前，他就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是否认，二是贬低。姚文元同志真武断得可以。他说平冤狱，那是惑人视听;退田，那是为小地主服务;实行一条鞭法，丈田纳税，那是徒有其名;修吴淞江，这总是真的了吧？不，姚同志偏偏盯住史书的“一月竣工”四个字上。说一个月根本不能完工，想必是张冠海戴，记错帐了;那么，或许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总不会太虚妄吧？姚同志却说:穷人无钱着白衣，因此大不可信。我看，若说有一种人曾犯过考证癖，姚同志大概就犯了否定癖了 海瑞做了叛逆本阶级的事 封建社会中的道德观、伦理观是错综复杂的。封建正统观念不管是多么肤浅，也会有一点儿本来属于人民的东西，非如此就不能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傻到自缚手足的。正所谓“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但也许这一套会骗住一两个本阶级的“痴子”，真的相信了仁义礼智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甚至连皇帝也看着不顺眼了，上疏骂一骂，我们也不必非得说他是自觉地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的阶级观念还不很明确，我们得原谅，他到底是四百年前的古人了。海瑞在当时正是被称为“痴子”的。而这种痴子还是对人民有益的，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的。他虽算不得天下的救星，倒也无愧于一方的护法。不过请姚同志放心:这种人是不会推迟农民起义的。在矛盾尚未激化以前，部分的改良总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在漫漫长夜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泥淖里骤然出现一个有棱角的人物，并且肯为对立阶级做一点事，哪怕只有个别人 物吧，不也没有基础吗？这在某些人看来真是不好理解。但不善于理解历史的人却无权擅改历史。阶级斗争是尖锐的，阶级关系也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某一个人看做是一个阶级或是一个阶级的绝对代表。我们既应该看到反动阶级通过宣传、利诱、欺骗、暴力会给革命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一些不良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人数众多的革命阶级通过反抗、斗争、磨擦、接触会给反动阶级出身的个别人物较好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尽管不是对等的。像海瑞这样一个出身非豪贵，处世很清廉的官僚，从人民之中接受了一些好影响，做几件叛逆本阶级的事，我看是用不着全盘否定的。这用阶级观点分析满可以说得过去，只不过使滥贴阶级标签的人感到困惑罢了。正因为海瑞有功于农民，所以才有怨于统治集团。他几次被贬，一次几乎掉头，始终未成显官，被迫闲居达十六年之久，最后为了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到古稀高龄才被起用，不久也就鸣乎哀哉了。我想:这只能说海瑞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农民立场说话的，否则也太冤枉了。 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 姚同志或许会问:你说海瑞是属于人民的，而皇帝却说海瑞是他的，海瑞死后被谥为忠介公，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人民不应该站在皇帝的反面吗？姚同志在上述那篇文章里就像得了把柄似的，很发挥了一番。不过倒要请问姚同志:我们的标准何苦去以封建阶级的标准为转移呢？他说谁坏，我们就非得说谁好不可;他说谁好，我们就非得说谁坏不可，这不容易上当吗？我们确认自己的分析方法是最科学的，我们的立场是最坚定的，那么我们自己要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就可以怎样评价，何必看皇帝的眼色行事呢？其实，敌我两方面都推崇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常见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就以海瑞为例，皇帝一看自己的臣属被拉到人民那一边了，海瑞陡然一变，成了一个神话似的人物了。人民的海瑞和自己的官僚唱了对台戏。放在明处一比较，人民的海瑞太高大了，自已的群僚也实在太污浊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把死去的海瑞夺回来，算在自己的名下。因为皇帝（也只有皇帝）认得真海瑞，他虽不大喜欢真海瑞，却也没什么太大的仇恨，海瑞生前已被人民神化，因此待其一死，赶紧加封，好乘机把假海瑞夺回来。他这时就忘记了当初排挤海瑞，想杀他的头了。人民和皇帝都纪念海瑞，实际上纪念的是两个海瑞。这两个海瑞都不是真的，不过是皇帝那个比较真一些。问题不在于皇帝怎样讲，史书怎样写。倒是我们今人该持何看法。一种是科学分析方法，一种是机械主义的方法。不分优劣，一古脑儿交给了皇帝，说这都是陛下的，我们不要了。我看这是赔本买卖。那样一来，四千年来的历史也就无一可继 承了。从未见先进阶级有如此恨遗产者！也从未见不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而成为先进者！海瑞本人接受过人民的影响，史书上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传说，海瑞的形象就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你偏说曲折的我不继承，非要继承直接的，那么，对不住，这样的史书还不曾有过。 我们大家都讲应该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和戏剧问题。姚同志说他是那样做的，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试图这样做的。但是我绝不能和姚同志得出同一结论。因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大作经×××转交，已经拜读了。我们的头早有好多人预约要砸了，今天才蒙你来砸，实在是晚了一步。老实说，你算不得一条好汉。既然气势凶凶，为什么不署上名字呢？（按:步曙明，不署名的意思），还是色厉内荏吧？ 实在没有答复你的必要。但你的论点还是流行的，特别是因为你在文章中而且就在标题上引用最高指标，大大地玩弄了捍辩法，竟然从绝对真理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我们就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这比单纯维护《出身论》的观点，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毛主席以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以他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告诉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子，对此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得多了。当北京工业大学的革命左派要夺谭力夫的权的时候，他就喊叫:“我看见牛鬼蛇神笑了！”最近有人攻击××同志，也说:××同志的讲话使阶级敌人高兴了。今天你也继承了他们的伎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右派分子，说他手舞足蹈了。我们实在奇怪，为什么在你们讲不出道理的时候，总有敌人应声而出为你们服务呢？你们默契得这样好，多半是有勾搭的吧？ 看来我们不得不花费点篇幅，在你们混沌的头脑里加点辩证的东西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对于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存在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解释只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务使最高指示僵死而后快。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敌人本质上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敌人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我们就不仅不能反对，而且要拥护。例如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也说要援助亚非拉人民，但那是口头的，实质上是压迫亚非拉人民的，我们当然就要援助这些人民。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对同一件事物而言的，切不可为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两件事物所迷惑。例如: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盛赞他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过“联俄”这一口号。我们指的“俄”，是列宁的苏联，绝不是今天变了颜色的苏联。苏修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联俄”，他们却把“联俄”之“俄”，代换成今天的苏联。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拥护“联俄”，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敌人拥护，我们反对，是指目的而言，不是指手段而言的。如果被手段的同一性所迷惑，就会歪曲这一英明论断。例如: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设想被斗的敌人何尝愿意武斗？但我们要文斗，是要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要文斗，是想保住狗命，伺机反扑。看来手段都是一个—要文斗，但目的是不同的。 不了解本质和表面的区别，不了解同一名称不同概念的区别，不了解同一手段不同目的的区别，就不能解释上述这些情形，就不能判定敌人拥护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什么。就不懂得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在这里如何应用，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让我们看一看，《出身论》中提倡，“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享受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口号，敌人是拥护还是反对？如果，有子女的剥削阶级分子只是从眼前狭隘的家庭观念（资产阶级的所谓父子感情、母子关系）来考虑，他们也许是拥护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口号，和他们的根本目的绝对不同。我们既不是要光耀他们的门楣，也不是要帮他们复辟。相反的，我们是要把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纳入无产阶级阵营，在政治上，而不 是在肉体上，使剥削阶级断子绝孙。不用怀疑，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考虑，阶级敌人是反对的。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受歧视，从而扩大他们的阵营;逼上他们的梁山，也决不愿意让这些青年加强我们无产阶级队伍。 步曙明做不出这样细致深刻的分析，以为拉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右派分子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是何等幼稚！ 我们和步曙明的根本分歧，决不是因为《出身论》有什么缺点，而是对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这些青年是属于社会的，还是属于家庭的？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正如出身好的青年之中绝大部分样）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按照《出身论》的话说，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否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如果你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理应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理应是出身好的青年的阶级兄弟，那么，这里就不存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无产阶级夺权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夺权，那也是向资产阶级老爷夺权。因这这帮老爷（无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队）都不给真正革命的青年以权利，特别是他们为了装出一副左派面孔，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更不给这些青年以应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把应该属于最广大群众的权利，最大限度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我们怎么能不向他们夺权？你步曙明非要说人家向你夺权，岂不证明你这帮老爷是一个垃圾箱里的货色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反对的是什么，革命群众应该拥护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你可以夸口说:“我比你们‘左”;你甚至可以说;“我左得比你们跨过了真理的界限！”（当然，那就是荒谬绝伦了），可是你没有理由说:“我比你们讲阶级路线。”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规定依靠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如果把应该依靠的全部依靠了，把应该打击的全部打击了，就是讲阶级路线了。如果把应该依靠的打击了，把应该打击的依靠了，那就是破坏党的阶级路线了。既然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你偏偏不给他们应有的平等的政治待遇，偏偏让他们处在准备投降归顺的地位上，还奢谈什么“阶级路线”， 简直胡址！ 阶级斗争也绝不是象你想象得那样，只要人为地杜撰出个敌对阶级，比如把一部分青年硬性地算做是敌对阶级，然后与之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了，以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向前发展了，这真比荒唐还要荒唐！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通过这次文化革命，我们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出身不好的青年这一阶层，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不承认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只承认人为的阶级斗争，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还奢谈什么“阶级观点”，更是胡扯！ 黔驴技穷，最后来个“我不懂！”不懂有什么光荣？无知怎么能是理由？不学无术算哪笔资本？好不知羞耻！ 你的大作我们就拜读到这种程度吧，正如列宁说的，上帝是允许青年人在一定时期说这种蠢话的，你的愚蠢正是资产阶级路线给你造成的。假使你读了我们的这个反驳，还受不到启发，依旧执迷不悟，继续对我们挥拳呐喊（只因为我们替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说了话），那么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再容忍，整个无产阶级也是绝对不会饶恕你们的！

常洞瑶:齐声唤同志，你好！现在全市都在争论《出身论》了。上次和你谈过话以后，我简直把《出身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我甚至认为《出身论》的一切反对派都是坏蛋。不过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转过脸来，听见相反的意见，就认为《出身论》的作者是个透顶加双料的混蛋了。可是，我想这次我是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我刚才听见一大群人在议论，他们的论据又是那样有力。我想即使是你听到了，也会改变原来看法的。 齐声唤:是吗？什么样的论据让你这么信服？能讲给我听听吗？ 常洞瑶:当然可以！这一大群人说:《出身论》在为修正主义集团翻案。 齐声唤:怎么证明《出身论》是为他们翻案呢？ 常洞瑶:那你还用问我？《出身论》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吗？不是写着:“修正主义集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了”吗？ 齐声唤:这就是说，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从前受迫害，谁就是替修正主义集团翻案了？你的意见是这样吗？ 常洞瑶:你是知道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意见。这是那一大群人的意见。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齐声唤:好的。如果反过来，谁要主张出身不好的青年在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之下没有受迫害，没有被专政，谁就算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当然更不能算翻案了？ 常洞瑶: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我想。 齐声唤:你刚才说的那一大群人，显然主张修正主义集团没有迫害过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对他们实行专政。是这样吗？常洞瑶同志。 常洞瑶:是的，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齐声唤:好朋友！如果你认为那些人的观点和你一致，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代替他们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我不需要你长篇大论的解答，只希望你说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对我们共同提高认识或许是有帮助的。怎么样？ 常洞瑶:试试看吧。我不见得回答得好，不过这是很有趣的。 齐声唤:请听我的第一个论点:对于地富反坏分子，对于不属于人民范畴，而属于敌人范畴的，也就是说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人，我们的政府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你看，刚才那一伙人会同意吗？ 常洞瑶:这当然用不着怀疑了。 齐声唤: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没有实行专政，而是对其中的一些人招降纳叛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常洞瑶:我想，对你这个说法，别人是没办法反对的。 齐声唤:再比如，某乙说修正主义集团对所有的地富反坏份子都实行专政了，并没有招降纳叛，那么我们就认为某乙是在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了，是替他们翻案了，你看那群人同意这个说法吗？ 常洞瑶:他们会同意的。 齐声唤:我们说:是地富反坏的子女不等于是地富反坏分子，你该不会反对吧？ 常洞瑶:不反对。 齐声唤:所以这些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 常洞瑶:不见得吧？比如他们杀了人呢？ 齐声唤:那只能说因为他杀了人，所以成了敌人，不是因为他是剥削阶级份子的子女，而成了敌人的。同样的，出身好的也可以杀人，他们也可以成为敌人。在这里并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表现（或者说是行动）定罪的。对吗？ 常洞瑶:似乎是这样的。 齐声唤:把话拉回来，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属于敌人范畴，而属于人民范畴，不属于敌我矛盾，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的同志们意见如何？ 常洞瑶:他们也只能说同意。 齐声唤:“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最高指示，违反了它，就是犯罪，你们同意吗？ 常洞瑶:当然同意，当然同意！ 齐声唤:好了，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结论来了。如果某甲说:修正主义集团对一部分人民实行了专政，那么，我们就认为某甲是控诉了修正主义集团的罪状，并没有替他们翻案，对吗？…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间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像×、×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X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干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 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哪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 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究属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盜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亲手炮制，×××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 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像。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盜窃分子:那些搞…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路线将这场大火室息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份子、××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 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份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云云，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批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须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这是放屁！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人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 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干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条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 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它们正是这样做的。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就是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一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1961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1961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 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已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像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侯，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 “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已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X×。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像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 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风姐。风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九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像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证明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 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 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像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 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 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免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辗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迫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竞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千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不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 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 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已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已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到了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 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 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像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像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 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耍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里度过了47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李××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 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有恃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像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 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煸动，故 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 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暖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査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最深刻的教育。“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竞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 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 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谰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屑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像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拿着鞭子，像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反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他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 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像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着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 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的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哪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 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像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别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着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廉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景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 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以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已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已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 的腐化活动”，谁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像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三、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一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着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一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 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 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剁—一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脆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但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着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分，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鸟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戚戚，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份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 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已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形“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