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 牟志京
一 引言 社会革命的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以其复杂性令人困惑不得全解，但在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上脉络分明。“文革”的复杂性在于其分配根据的多维性，无产阶级革命与走资派、保皇派与造反派，天派、地派、四三派、四四派，仅是几个权力割据的例子，“文革”研究的专家众说不一。但围绕家庭出身的一场风波，终局虽至今未有，是非却是早已鲜明的。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的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及对真理的幼稚的向往，使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卷入了这种家庭出身的风波。一系列的巧合又导致《中学文革报》的诞生，出版了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撰写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一系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小的一场风波。1980年起，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记述在中外报刊文献上虽时有所见，但多出于局外之手，传讹疏漏其中难免。今撰此短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二 背 景 出身与权力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六十年代的前期便已形成。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是明显的一例。在入党、入团、晋升各方面，对出身的正反两向的歧视，亦是遍地抬手可拾。高干子弟在入学问题上开后门，对地主子弟在农村的人身迫害是出身问题的两个极端。 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马前卒，从一出世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并非偶然，那是对“文化革命”前的所谓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一个逻辑的发展与推广。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的唯一资格是家庭出身在红卫兵组织中地位最高的根据是其老子的地位。这确实是在古今中外的组织中颇为罕见的。 对联的荒谬在“文革”的疯狂衬托之下是隐形的，可悲的是，较之出身红的，许多出身黑的人对对联的拥戴似乎更为激烈。我本人就曾被一个出身黑五类的人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指为混蛋，其根据在于我不承认根据他的出身而断定他是混蛋。 出于无知或勇气，我在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同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发言时，遭一群红卫兵对我捶打唾弃，心中颇感滑稽。不久，在班上，又与同学辩论，被红卫兵和几个黑出身的人骂个狗血喷头。在学校的处境日渐险恶，终于遭到由一位红卫兵打手所率之众的殴打。借串联之机，到外地一去两月有余，拜访了江南、西南、西北多处革命圣地，一路上天天烛下学毛选，虔诚之极、自愿下乡劳动，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之后，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不想，此时京城风向已转，第一代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有周恩来、江青出席的十二月十六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四中学生许健康与王祖锷的发言分别宣判了反动对联的死刑和解散西城纠察队，吊销了老红卫兵行使党卫军权力的牌照，并造成了一个导致造反派或第二代红卫兵出现的真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红卫兵所推动的政治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使老红卫兵中核心人物变成了走资派的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变成了狗崽子，但是老红卫兵们毫无困难地断然拒绝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并形成了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为代表的一股非同小可的，与造反派对立的威悍力量，活跃于1966年底到1967年初 三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我在196年12月底，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感油然而生。我在对联的辩论中表现的是无私所生的勇气，天真所致的义愤，仅此而已。我所持有的理论武器和血统论一样地原始与空洞。《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升高到一个理论问题去研究，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一不引人醒目。我当即将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抄下，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文是遇罗克的长弟，一副颀长的身材，带着 几分书生气，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讲到扩大宣传途径。我便利用自己当时在四中由反对对联的历史所形成的地位，向校长总务室借贷500元。通过一位小学同学朱大年，到三司宣传部开了一张三司的介绍信，从清华大学返家的途中，闯进了人民解放军1201印刷厂，找到业务科的金科长，出示介绍信后，印刷业务便不成问题了。纸张在那个大字报和宣传品铺天盖地的年头是十分紧张的。在六部口纸张批发部购不到，但经他们的介绍向农工民主党中央买到他们存的二令上好的道林纸。价格是贵了一些，付掉300元.所有这些事情在短短一二个月内办成，罗文不禁喜出望外。由他联系家庭出身问题小组，送来了一份新的《出身论》手稿，准备以传单形式出版。 我在仔细拜读了新稿之后，感到有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我特别反感的是，文章的调子中，在一些地方渗透出一股怨气。在另一些地方下笔刻薄，两者的结合，使作者失掉了客观理论的身份，让人情不自禁猜想他本人在出身上的恩怨利害。 我虽然对小组仍是十分崇拜，但却没有妨碍我对《出身论》的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理论上我的新意几乎没有，却确实改变了文章的色彩。对于我来说，这一改装对我的重要性，来源于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辩论的一个简便或许是片面的认识—我在为一个自己没有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奋斗。 不料罗文在见到遭我涂改的《出身论》之后，一改我对他温文尔雅的印象，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却又换了一个嘴脸，回到四中，并向我道歉，说小组的人很欣赏我作的改动，《出身论》可按我的修改稿付印。 1201厂的金科长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不久，排版完毕，传单大约三页，金科长询问如何处理所空的一页。为了填补一页的空白，办报纸的念头才忽然产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请了我四中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做技术咨询（他出于对政治的谨慎，拒不参加组织），请朱大年的三中好友拼凑了毛体的版头，并由我起了一个朴素的报名，打出了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旗子。又由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写了一篇杂文，并选用了师大女附中陶洛诵、汪静姗写的一些活动消息、朱大年为首的三中“刺刀见红”的一篇文章，我连夜组排版、选 字，并撰写了《出身论》的编者按和司令部的一个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文章。天亮之时，我把在四中小院的办公室鼾声大作的罗文唤醒，只身到1201厂交了稿，又经过校订、签字，《中学文革报》在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了。 四 《出身论》发表之后 遇罗克的大作，在《中学文革报》上以《出身论》为始点而非终点，在报纸的第二期到第六期上，分别发表了: 第二期:二月二日 《谈“纯”》 第三期: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