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九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着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一时，红色恐怖下的人们连乘车、上医院都不得不被迫报上自己的成份（即家庭出身）之际，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北京学徒工却对此既不以为然又忧心忡忡，为了向社会公开他的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他开始伏案潜心写作一篇名叫《出身论》的文章。他，就是遇罗克。

《出身论》初稿于1966年7月，开始只是几百份油印的传单。它们产生于遇罗克每月20元左右的菲薄的学徒工薪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钢板、蜡纸刻印而成，并由他弟弟遇罗文等帮忙张贴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电线杆上的。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源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间题。”

在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中，北京男四中学生牟志京，“于极偶然中，在一根电线杆上看到最初的《出身论》油印件，署名是‘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读过之后，牟志京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他自己反对对联’的血统论，还只是出于天性和直觉，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广征博引，条分缕析，颇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牟志京当即便按照油印文章上所附联系人地址，赶到六十五中。在那里，他见到了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把《出身论》变成铅印，广为散发。牟志京便向四中借了五百元钱，去解放军1201印刷厂联系印刷。经牟志京、遇罗克修改后的《出身论》共有三万多字，在排版成一个对开四版的传单时竟空出了一大块，于是牟志京灵机一动，干脆取名《中学文革报》，主办单位的名称起了个更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国文革中第一份纯民间背景的报纸便如此诞生了。

《出身论》如一声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第一期三万份报纸竟在数天内一售而空。很快又出专刊六万份，正是一纸风行，京城纸贵。人民群众还自发地将它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广为散发。这一情景，与血统论的代表作《谭力夫讲话》是由各级下令广为印发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正好从中窥见民心向背。《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近4封全国除台湾和西藏外所有省区的群众来信，坚决支持《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自1967年1月创刊，至4月因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共出版了六期。遇罗克在上面共发表了六篇论文:

1.《出身论》（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

2.《谈“纯”》（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第三期，1967年2月10日）

4.《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第四期，1967年2月21日）

5.《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第五期，1967年3月6日）

6.《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第六期，1967年4月1日）

此外，他还有一篇《谈鸿沟》，发表在首都《中学论坛》的创刊号（1967年2月27日）上。

这些论文构成了《出身论》的人权主义体系，又很快形成了一股为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思潮，自然也遭到血统论维护者“联动”等的反对。他们不断冲击辩论会场，抢砸报纸编辑部……从林彪、陈伯达到戚本禹之流都在他们当时的讲话中或正面或侧面地批判过《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大方向错了”，“有人利用出身问题挑拨我们党与广大青年群众的关系”。由此可见，《出身论》触动的不仅是旧体制的维护者们的利益，它动摇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的整个思想体系。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林彪、四人帮要合力绞杀的异端邪说了。

即便对《出身论》只投去匆匆一瞥，也不难发现它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和受教育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著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面————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其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的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耀眼的人权宣言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遇罗克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遇罗克在收到陈伯达把持的《红旗》杂志退稿后，在当天日记中嘲笑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

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目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像吹捧封建统治者那样来吹捧毛泽东。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4日目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道:“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像新市委所言: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8月23日他又写道:“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

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

在8月3日的日记中，遇罗克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已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遇罗克的目光鞭辟入里地看到了群众运动背后的危机，正如后来有人评论的:“群众批斗干部，是因为干部的官僚化与群众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官僚化并不完全是干部个人的作风，它正是人民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结果。但是

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给干部罗列的‘罪状’首要的恰恰是，因为干部们反对了毛泽东（这真是冤枉！）这证明1966年下半年，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是林彪提出来的，谁高喊了它呢？是人民，但这根棍子最后把谁打痛了呢？还是人民！”

遇罗克之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然而，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如同遇罗克当年的伙伴们在回首当年时所言:“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为此，《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但遇罗克仍坚强不屈，五次上书。1967年下半年，他又转而研究我国经济体制，准备撰写《工资论》，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由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贡献发给。同时遇罗克估计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在1967年的总结中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

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以“企图暗杀毛主席”的完全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于1970年3月5日。那一年，他才27岁。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出身论》揭露了所谓“阶级路线”的现代种姓制度的本质而惨遭杀害。30年岁月并没有尘封住《出身论》的光华，今天重读遇罗克的一系列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语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与现代人权思想的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