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1980年10月2日上午9时。河北邢台南大郭村石园。
女烈士郑晓丹圣洁、肃穆的灵堂里，正为《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召开追悼会。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从燕山脚下带了花圈和祭品，风尘仆仆，南下八百里，赶到这古赵国所辖的地区，前来追祭他们亡儿的英灵。
罗克遗像前的供桌上，一杯清酒，一炷线香;两支白烛，两束黄花。黄花——傲霜的矢车菊，是晓丹父亲郑新潮清晨瞠着露水从旷野里一朵一朵采集来的，献上他郑家的一片心意。
素不相识、天各一方的两家人，被儿女们相同的命运感召在一起。他们都佩戴黑纱白花，按照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祭奠:既点香烛，也奏哀乐。灵堂里，香烟缭绕，烛光摇曳，哀乐低回，挽联轻垂。
双方的家长和晓丹的兄弟、妹妹，向遇罗克遗像肃立致敬。王秋琳望着镶有黑边的照片:罗克那两道倾斜的簇聚在一起的浓眉下，明亮的瞳仁里闪出深邃的光芒。仿佛他那线条分明的嘴唇翕动了，又听到他辞别时说的话:“妈，如果我永远不回家了，您千万别难过。”母亲站在儿子遗像前鸣咽失声，垂泪涕泣。这时主祭人宣读祭文。祭文曰:
“……西临太行，北望燕山，秋风萧瑟，草木含悲。正当即将公审国贼之际，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石园兰斋，谨备祭品，悼念跟林、江反革命集团和封建反动血统论作英勇斗争的先驱者—遇罗克同志！……”
人们会问:牺牲在北京的遇罗克的忠魂，为什么十年之后在邢台女烈士郑晓丹的灵堂里祭奠？
二
1966年的冬天，漫长又寒冷。12月里一个零下20度的清晨，北京地质学院东门内路两旁的席棚，完全陷入大字报的海洋。封冻一切的冷风吹过，大字报纸飒飒有声，上下翻飞，像生活那样，一片混乱。有个席棚前，围着一群学生，争看一篇刚贴上去的油印文章—《出身论》。人群里，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圆脸姑娘，踮起脚尖贪婪地看着。她触文伤情，眼里噙着泪花，看不清面前的字迹。无法读下去，一个人便到地院大操场上，沿着边沿一圈一圈地散步，借以平静一下自已的心情。————她，就是地院附中高三年级学生郑晓丹。近年来，家庭问题像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她陷入苦恼的深渊。但这能怪她父亲郑新潮吗？
郑新潮一九三九年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中，他被社会部长康生诬陷为特务，列入枪毙名单，幸亏党中央及时纠偏，才得以活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辗转到了东北牡丹江创办军马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向前方输送了上万匹军马。1950年9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时，表扬他“熟悉生物生态学、物种学，对改良马种很有经验，为我军军马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957年他因不同意取消军马场而被错划为
右派，从此郑晓丹受到百般歧视……
她在大操场上转了一阵，又到东门里去读《出身论》。读着读着，想到自己这几年不能入团、被人骂为“小右派”的遭遇，又激动得痛哭失声。积郁在她心里的苦闷、屈辱、疑虑、烦恼，全由文章作者替她说了岀来。她擦擦泪眼，抽泣着读下去。读不一会儿，泪花又蒙住了她的眼睛，她又转身到操场上去散步。冬天的早晨，实在冷呵。她哈了口气，立刻凝成乳白色的烟雾。附近屋顶上的大喇叭，开始哇啦哇啦地吼叫。街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拿起笔，作刀枪……”的歌声。恐怖气氛笼罩着这个城市……
郑晓丹第三次走到大字报区去读那份油印材料，仍然泪流不止。就这样，她往返于大字报区和操场之间许多次，才把全文读完。读完之后，就掏出纸笔抄写。抄完之后，又上街买了一份刊登《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把它珍藏起来。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城市里到处在批判，郑晓丹无处珍藏，便带着它回到邢台郊外乡下的家里。全家人看了，一致认为这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战斗檄文，一定要把它保藏好。那时造反派经常到郑晓丹家里抄家，连玻璃镜框里的马恩列斯像也要拆开来仔细检查。郑晓丹和兄妹们小心翼翼地把《出身论》先后藏在顶棚上，砌入炉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有一次造反派又来抄家，把墙壁拆开，七千册藏书连《出身论》一起抄走！全家人焦急异常。郑晓丹从地上捡起被造反派踩脏的一幅画。那是法国画家让一巴蒂斯特·科罗（1796-1875）的名作《阵风》。画面上寒风怒啸而过，飞沙走石，摧林折莽，搅得天昏地暗，肃杀溷沌。晓丹对父亲说:“爸爸，这场运动不也像阵风一样席卷一切吗？但是任何狂风都不能永远刮下去，它总有止息的时候。我相信，历史会耐心地等待着屈辱者的胜利。将来，还是有希望的。”
全家人群策群力出主意，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派晓丹弟弟冒险钻进藏着被抄走书籍的仓库里，把《出身论》“偷”了回来……
1968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郑晓丹听说《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已于1月初被捕入狱。她十分愤慨，夜不成寐，独自走到小院里。荒郊的夜月冷森森地照着庭院。榆树的枯枝，在大月亮地上投下凌乱的影子。查抄了十八次的家，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她抬头望月，素月流天的苍穹明洁、安静;可是在这块大地上为什么这么疯狂？为什么古代的文字狱，到了60年代愈演烈、变本加厉？为什么这坟场一样荒凉的郊野也不得安宁？为什么“文革”顾问康生从延安时期就制造大批冤笑，诬迫害老干部？为什么他现在又大喊要抓“叛徒”、“特务”？在康生一贯极左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离篱笆小院一百米左右，有一眼砖窑。社员们用黄土打成的坯，放到窑里经过烈火焚烧，就可变成坚硬的红砖。人，不也应该像泥土那样不怕火炼吗？晓丹突然决定第二天回到地院附中。临别时她对母亲邵清廉说:“妈妈，如果我死了，您不要悲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晓丹回到地院附中提出十八个问题，指出“文革”顾问康生是个大野心家，林彪、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中央文革搞的一套决不是马列主义……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闻讯，立即指使人于1968年4月26日把她关押起来，对她进行秘密刑讯。审讯者要她交代宣传《出身论》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郑晓丹不承认自已有罪，凶手们就折磨她。先是饿她，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她喊饿，凶手就把二十多个窝头都端到她面前，立逼她全都吞下去。她吃了几个窝头吃不下去了，凶手们摁住她的身子，朝她嘴里硬塞。塞进去，她吐出来;吐出来，又把窝头塞进去。凶手们要她交代，她沉默不语。于是就打她，打得她浑身青紫，眼脸浮肿。
她什么也瞅不见了。她闭上眼睛，想起了她的妈妈邵清廉。1943年初，妈妈携带大哥，向人借了盘缠，离开老家辽宁新民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日本鬼子盘问她，阎锡山部队刁难她，好容易到了山西洪洞县，又雇了个毛驴奔黄河边上的三交镇。从洪洞县到三交镇三百里，到处是山。过了黄河，经过绥德，走向延安。谁知道妈妈一进延安南关招待所就被康生手下的人扣押起来，诬陷妈妈是化装进边区的特务，打她，折磨她，要她坦白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
25年后，康生一伙又指使凶手硬通郑晓丹坦白交代。她能交代什么呢？凶手们见晓丹顽强不屈，就把拴着几十斤重石头的铁丝挂在她的脖子上。她汗流浃背，始终不承认诬陷给她的罪名，表现出一个革命青年大无畏的崇高气节。6月5日深夜，又搞秘密审讯。凶手们把郑晓丹两条腿和桌子腿绑在一起，两条胳膊和椅子背绑在一起，对她严刑逼供。郑晓丹坚持自己的观点，宁死不屈。凶手们把她打得遍体鳞伤，血溅衣裳。垂危时把她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不收，又把她拉到公安医院。路上她突然苏醒，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呼唤：妈妈，这是块什么地方呀？……妈妈……”1968年6月6日清晨，这年仅21岁的姑娘，就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法西斯恶魔残酷迫害致死了！
鲜花般的姑娘，才活了二十一个春秋，就这样被人间蟊贼一瓣一瓣地蹂躏、撕碎！捍卫真理的姑娘，正是美好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魑魅魍魉们毁灭掉她的生命和肌体！祖国母亲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三
线香的烟缕在灵堂里萦绕。两个家庭的成员，绕堂瞻仰列士的遗物。
灵堂左侧陈列着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晓丹生前看完这本书，曾对母亲说:“妈妈，我一定要学习卓娅。”当时她在永定门外蕲家坑七圣庙小学读书。寒假里她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冒着风雪，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掏通被菜叶堵塞住的水沟，帮助淘米的小孩把洒在地上的米粒捡起来。晓丹班上有个同学，从小死了父母，靠奶奶糊纸盒、捡破烂过日子，经常迟到旷课。晓丹每晚到他家里，先帮他的奶奶糊纸盒，再帮他补习功课，深夜一个人在星空下摸黑回家。在
那春夜京郊的小路，我们的小卓娅甩着小刷辫，挥动着小胳膊，哼着老师教唱的《我有一个理想》的歌，像只小燕子似的快乐飞翔。啊，谁能忘却共和国那朝气蓬勃的年代！少年们学铁木儿，学刘文学;青年男女则把保尔的话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作为座右铭。生活如春天的草坪那样欣欣向荣，秋天的枫叶那样热烈火红。
枫叶，一片火红的枫叶，现在就陈列在灵堂的镜框里，那经霜不凋的枫叶啊，是我们晓丹心爱的书签。
镜框里还陈列着两朵喇叭花的标本。早晨开放的喇叭花，含露朝阳，一尘不染，纯洁无瑕，————这就是我们晓丹的情操。
洁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大照片。这是1968年4月晓丹关押前不久在龙潭湖公园拍的。她站在一株青松跟前，圆圆的脸庞，小巧的身材，秀眉下一对明亮的眼睛，亲切地注视着人们。爽朗、活泼的眉宇间，已浓厚地罩上忧思的神色。一条辫子搭在左胸前，右手紧握住背包带，那鼓鼓囊囊的背包里，塞满了书籍。其时正在流行“读书无用论”，焚书成了一种革命的时髦，但我们的晓丹酷爱书籍。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她那时读书的范围已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扩展，《离
骚》、《满江红》、《过零丁洋》、《咏石灰》……是她最爱读的诗词。她尤其崇敬杨开慧，有次对父亲说:“爸爸，杨阿姨死得太惨。如果杨阿姨能活到今天，那多好啊！西汉时有个贾谊，他在长沙做过一任太傅的小官，后人称他为‘贾长沙’。杨阿姨为了真理，在长沙殉难，我看称她为‘杨长沙’才最般配。”
此刻，郑新潮站在晓丹骨灰盒前面，指着一盆冬青树，对罗克父母说:“这盆冬青树，晓丹生前常给它浇水，如今一片青绿，长得这么高了。当年我报国无门，整天艺兰养菊，以寄托精神苦闷。晓丹寒假回家，正值寒兰盛开，幽香盈室。她抚弄兰叶，反复欣赏，高兴地对我说:“爸爸，听说宋总司令也养兰花。兰花是天下第一香，品格高洁。我将来也要养兰花，今后我这小屋就叫兰斋吧。’”
“兰斋”，竟成了纪念她的灵堂！
瞻仰者缓步来到灵堂正中的纪念碑前，两尺高的汉白玉上，刻工精细，字迹秀逸。碑心刻着：
郑晓丹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七四年六月六
这是北京城里几位曾经刻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老石匠，得悉郑晓丹被害之后，从房山石窝起了一块汉白玉，流着眼泪，一斧一凿冒险刻成的。民心啊，世界上最公正的天平！
小小的灵堂里，摆满了各界送来的挽联、祭文、悼词、花圈。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送来了挽联。同学们送来了悼诗。亲友们送来了花圈。晓丹二哥送给妹妹的挽联是：
太行风暴邢居遭劫忍痛别卓娅
燕市迷离龙湖失散含悲悼长沙
亲属们绕室一周，又回到遇罗克遗像面前。从千劫万难
中保存下来的那份《出身论》，和晓丹一家同生死、共患难整
整13年。纸边已经破碎、发黄，中间印有油迹水渍，现在重
见天日，供人瞻仰。
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害之后，郑新潮全家守在这份《出身论》旁边，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尽管当时他们一家8口人，每月靠60元勉强度日，仍凑集了一笔钱，由老郑带到北京，想送给死者的父母，表示一点支持和安慰。郑新潮到了北京，找到了出版过《中学文革报》的四中，打听遇罗克的家，人们说不知道。他又从四中转到灯市口罗克母校二十五中，问遇家的住址，人们报以惊恐的目光。郑新潮踏遍了北京东城区的街道，找不到遇家的下落，失望而归。啊，在那世态炎凉的日子里，亲友们冷若冰霜，相继疏远，却有一个无亲无故的不相识者跋涉千里，逆着冷漠的习俗，忍受人们的白眼，担着风险送去一缕温暖，这是何等可贵的情谊！
人们的结合，有的由于物质的诱惑，有的由于友情的眷恋，有的凭借权力作媒介，有的依赖裙带来维系，有的因为相仿的际遇，有的因为一致的兴趣。而他们今天相聚，则是因为在封建法西斯重压下共同的抗争，无私的关怀。这，才是“同志”这个无比高贵的字眼所固有的光辉！
晓丹父亲本想请王秋琳介绍一下罗克一生的事迹，但王秋琳深为郑家的情义所感动，嘤嘤啜泣，泪流不止。邵清廉只得搀扶着她到灵堂旁边晓丹生前的卧室里暂坐歇息。
四
这里仍如晓丹生前那样，一进门，靠墙码着一摞箱子。另一边立着一个书柜，里边插放着晓丹生前爱看的书籍。紧里边是一张卧床。床边小桌上有一面小镜子，一把小梳子。小梳子上还夹着几根头发，仿佛晓丹不久前还在这儿梳妆，刚刚离开这里似的。
两位母亲坐在晓丹的床上。床边挂着一张牡丹江军马场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匹白马，一匹棕马。晓丹（她生于牡丹江畔的拂晓）站立在两匹军马旁，抬起小圆脸望着这边。王秋琳瞅着马的照片，不禁想起东四北大街519号那旧居小屋里，罗克的床边，也挂着一幅马的图片。那是徐悲鸿的名画《奔马》:那匹马儿扬鬃撒蹄，勇猛驰骋，一往无前。罗克就是在他最喜欢的那幅《奔马》下，奋笔疾书，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下了那篇批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反动血统论的《出身论》。有一次他到街上去张贴《出身论》小报，有人气势汹汹地威胁:“你等着，小心你的狗命！”他毫无惧色，对朋友说:“我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如果为了《出身论》而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我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一九六七年年底一个寒夜，罗克悄悄对母亲说:“妈，看这情况，我要坐牢了，您要做好思想准备。”1968年1月1日，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授意逮捕罗克。1月5日，罗克离家之后，从此一去不回……
邵清廉解开一个包袱，把晓丹的血衣一件件翻给王秋琳看。睹物思人，邵清廉唏嘘抽泣，眼泪滴在染着晓丹血迹的衣裳上。母亲的眼泪和女儿的血印洇湿在一起。王秋琳的眼睛模糊起来。她看到的不再是摊在床上的血衣，而是摊在监狱台阶上的罗克的遗物:一副戴了多年的眼镜、一支金星钢笔、一件沒舍得穿的新背心，还有一身旧衣裤。那套旧衣裤克儿用被铩铐锁住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罗克是怕家里人看到了上面的血迹，心里难过啊。罗克他爹往领取遗物的子上签字时，浑身战粟，拿笔的手抖得写不成一个字。落在纸上的不是一滴滴墨汁，而是一串串眼混！王秋琳提醒着丈夫:“咱们的儿子死得刚强，咱当爹妈的不能当软骨头。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她接过笔，签了字，然后对老伴说:“走，回家去哭！”便一手拉着老伴，一手托着亡儿的遗物，挺直腰杆走出了监狱……
现在，两个母亲坐在床沿上，相互诉说满腔的辛酸事。过去，这撕心裂肺般的悲哀向谁诉说？她们甚至不愿跟丈夫提起，提起了怕丈夫伤心;她们不愿跟儿女们念叨，怕儿女们听了难受;她们更不愿跟亲友们说及，怕遭到亲友们的嘲笑！多年来，她们所遭受的屈辱从不向人倾诉，她们只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深夜梦酲，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暗暗抹泪。今天，她们遇见了比亲姐妹还亲的亲人，她们的话呀，就像邢台的达活泉那样，滔滔不绝地喷射宣泄出来。而她们的眼泪，
就像泉水一样，涓涓流淌。
母亲的眼泪啊！哪一块土地上，像我们的母亲们那样，流过这么多的眼泪，受过这么多的屈辱？她们身受着失去亲人的伤痛。她们承担着生活的、精神的、经济的、政治的千钧重压。浩劫、动乱、党难、国难、家难，最大的苦难落在母亲们的肩上。“梦里兰斋慈母泪，望儿山上雁惊寒。”她们面对惨淡的人生。她们正视淋漓的鲜血。她们支撑着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她们牢记魑魅魍魉犯下的旷古罪行。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尼洛夫娜，相信儿子巴维尔宣传的真理;我们的母亲们赞扬儿女们对真理献身的精神，深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冤死者终有昭雪之日，以此在漫漫长夜里安慰自己痛苦的心。她们终于挺下来了，熬过来了，盼到了今天，盼到了屈辱者的胜利。
坚韧不拔、坚强无比的中国母亲啊！
晓丹的遗物中间，有一双补了又补的墨绿色短袜。邵清廉抚摸着袜子上的补丁，心疼地说:“我这闺女，从小克已为人，有同情心。我们在北京住时，北海公园有个花匠家庭生活困难，晓丹就把衣服送给他家的孩子们穿。
王秋琳说:“克儿也一样。1966年冬天，姥姥七拼八凑给他翻做了一件棉袄，早晨他穿着去上班，到晚上回家时却只穿着两件单衣，冻得身上打颤。原来他把棉袄送给了一个被轰走后回来上访的街坊。”
晓丹和罗克的母亲，互相夸着自己死去的儿女。王秋琳望着窗外的蓝天，忽然幻想地自言自语:“十多年前，如果克儿和晓丹得以相识，他们倒是挺般配的一对。”又痛苦地回到现实:“如今儿女们走了……我们不迷信，但我希望在九天之上，他们的英魂不孤，能有个伴儿多好，像蓝天里的两朵白云，互相依傍，比翼齐飞，互诉心曲，永伴知音……”
邵清廉颔首点头，怅戚地望着窗外。
这时，郑新潮正好从灵堂那边走进来。他听了罗克母亲的话，沉吟有顷，没有回答。他把两位母亲引到灵堂外的院子里。
10月初的阳光，照着这绿树掩映的篱笆小院。院子中心摆着两盆菊花——— 一盆金黄色，如光辉四射;一盆紫红色，似杜鹃泣血，红黄相衬，彼此辉映。从苏州移来的两丛翠竹，在秋风里萧萧瑟瑟，相互应和。蓝天里那两朵轻絮般芳洁的白云，仍在缱绻依傍，结伴而飞。而在浓密的榆荫下，已堆起一个小小的石山。这里的石头，有的是郑新潮从附近田野里、村道上搬来的，有的石头是他用辛勤培育成的几百盆菊花跟人换来的。郑新潮养过战马，熟悉动物生理、动物生态，对植物生理、植物生态也很有研究。他培育的菊花，品种名贵，
开花不掉叶。人们扛着石头争先恐后地向老郑交换名菊，一盆菊花换一块石头。石头堆积多了，这里便取名为石园。
石园，纪念时代强者的墓园。现在，郑新潮的几十年沉冤已经昭雪。他皓首白发，身穿军装，指点园子里的石、竹，对1957年的错划也已得到改正的罗克父母说:“石碎不改其白，竹焚不改其节。我们两家儿女的英灵安息在这里，像广州郊外黄花岗下并排埋着七十二烈士的忠骨，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起纪念着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遇罗克和郑晓丹，他们为真理而献身，《出身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生前是同志，死后是战友。我已写信给济南军区炮兵部队的老战友，请他们到山东梁山泊的山岗上选一块花岗岩运来，再请
那几位刻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老石匠，为罗克刻块纪念碑立在这里供人瞻仰。不知你们两位是否同意？”
遇崇基听了老郑周到的设想，十分感动。罗克十年前牺牲在永定河边荒郊野外，连把骨灰也没找到，今天总算有了归宿。遇崇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建筑。他熟悉建筑史，他知道世界上许多名人、伟人死了之后都采用花岗石建筑陵寝，修造纪念堂，刻凿纪念碑。用花岗岩来刻碑，这是对时代强者最好的纪念。
坚强，是马克思最喜爱的品德。花岗岩的坚强精神应该永远赞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抗逆风、顶恶浪、坚定不移、坚强不屈，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应有的风骨。正像罗克在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的那样:“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坚强。”
开始坚强，最后坚强，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杰出人物所共有的精神。历史上种种邪恶势力，曾用监禁、流放、活埋、火刑、绞架、大刀、子弹、棍棒，摧毁、扼杀、消灭一个个坚持真理的思想先驱者们的肉体。但是，真理是枪毙不死的，正义是掩理不住的，善美是消灭不掉的。而执刑者自己，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远耻辱的印记。
在我们民族这十年大灾难中，是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郑晓丹等烈士的星星之火，燃成了1976年“四·五”运动百万群众齐怒吼的燎原之势，陷林江反革命集团于汪洋大海的火阵之中。这些烈士是人民的精魂、民族的脊梁、祖国的英雄。他们将永远彪炳于不朽史册之中。今天，我们举国上下，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向四化进军的日子里，将永远铭记住:是先烈们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拓出了新长征宽阔的道路……
哀乐声里，两位烈士的父母，把院子中心那两盆傲霜的秋菊，移献到石山面前。他们遥望苍天，肃然祷祝。
啊，华夏恶魔正公审，石园家祭告忠魂。
忠魂兮归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