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社会革命的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以其复杂性令人困惑不得全解，但在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上脉络分明。“文革”的复杂性在于其分配根据的多维性，无产阶级革命与走资派、保皇派与造反派，天派、地派、四三派、四四派，仅是几个权力割据的例子，“文革”研究的专家众说不一。但围绕家庭出身的一场风波，终局虽至今未有，是非却是早已鲜明的。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的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及对真理的幼稚的向往，使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卷入了这种家庭出身的风波。一系列的巧合又导致《中学文革报》的诞生，出版了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撰写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一系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小的一场风波。1980年起，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记述在中外报刊文献上虽时有所见，但多出于局外之手，传讹疏漏其中难免。今撰此短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二  背  景

出身与权力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六十年代的前期便已形成。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是明显的一例。在入党、入团、晋升各方面，对出身的正反两向的歧视，亦是遍地抬手可拾。高干子弟在入学问题上开后门，对地主子弟在农村的人身迫害是出身问题的两个极端。

红卫兵作为“文化革命”的马前卒，从一出世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并非偶然，那是对“文化革命”前的所谓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一个逻辑的发展与推广。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的唯一资格是家庭出身在红卫兵组织中地位最高的根据是其老子的地位。这确实是在古今中外的组织中颇为罕见的。

对联的荒谬在“文革”的疯狂衬托之下是隐形的，可悲的是，较之出身红的，许多出身黑的人对对联的拥戴似乎更为激烈。我本人就曾被一个出身黑五类的人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指为混蛋，其根据在于我不承认根据他的出身而断定他是混蛋。

出于无知或勇气，我在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同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发言时，遭一群红卫兵对我捶打唾弃，心中颇感滑稽。不久，在班上，又与同学辩论，被红卫兵和几个黑出身的人骂个狗血喷头。在学校的处境日渐险恶，终于遭到由一位红卫兵打手所率之众的殴打。借串联之机，到外地一去两月有余，拜访了江南、西南、西北多处革命圣地，一路上天天烛下学毛选，虔诚之极、自愿下乡劳动，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之后，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不想，此时京城风向已转，第一代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有周恩来、江青出席的十二月十六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四中学生许健康与王祖锷的发言分别宣判了反动对联的死刑和解散西城纠察队，吊销了老红卫兵行使党卫军权力的牌照，并造成了一个导致造反派或第二代红卫兵出现的真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红卫兵所推动的政治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使老红卫兵中核心人物变成了走资派的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变成了狗崽子，但是老红卫兵们毫无困难地断然拒绝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并形成了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为代表的一股非同小可的，与造反派对立的威悍力量，活跃于1966年底到1967年初

三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我在196年12月底，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感油然而生。我在对联的辩论中表现的是无私所生的勇气，天真所致的义愤，仅此而已。我所持有的理论武器和血统论一样地原始与空洞。《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升高到一个理论问题去研究，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一不引人醒目。我当即将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抄下，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文是遇罗克的长弟，一副颀长的身材，带着

几分书生气，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讲到扩大宣传途径。我便利用自己当时在四中由反对对联的历史所形成的地位，向校长总务室借贷500元。通过一位小学同学朱大年，到三司宣传部开了一张三司的介绍信，从清华大学返家的途中，闯进了人民解放军1201印刷厂，找到业务科的金科长，出示介绍信后，印刷业务便不成问题了。纸张在那个大字报和宣传品铺天盖地的年头是十分紧张的。在六部口纸张批发部购不到，但经他们的介绍向农工民主党中央买到他们存的二令上好的道林纸。价格是贵了一些，付掉300元.所有这些事情在短短一二个月内办成，罗文不禁喜出望外。由他联系家庭出身问题小组，送来了一份新的《出身论》手稿，准备以传单形式出版。

我在仔细拜读了新稿之后，感到有诸多差强人意的地方,我特别反感的是，文章的调子中，在一些地方渗透出一股怨气。在另一些地方下笔刻薄，两者的结合，使作者失掉了客观理论的身份，让人情不自禁猜想他本人在出身上的恩怨利害。

我虽然对小组仍是十分崇拜，但却没有妨碍我对《出身论》的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理论上我的新意几乎没有，却确实改变了文章的色彩。对于我来说，这一改装对我的重要性，来源于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辩论的一个简便或许是片面的认识—我在为一个自己没有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奋斗。

不料罗文在见到遭我涂改的《出身论》之后，一改我对他温文尔雅的印象，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却又换了一个嘴脸，回到四中，并向我道歉，说小组的人很欣赏我作的改动，《出身论》可按我的修改稿付印。

1201厂的金科长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不久，排版完毕，传单大约三页，金科长询问如何处理所空的一页。为了填补一页的空白，办报纸的念头才忽然产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请了我四中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做技术咨询（他出于对政治的谨慎，拒不参加组织），请朱大年的三中好友拼凑了毛体的版头，并由我起了一个朴素的报名，打出了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旗子。又由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写了一篇杂文，并选用了师大女附中陶洛诵、汪静姗写的一些活动消息、朱大年为首的三中“刺刀见红”的一篇文章，我连夜组排版、选

字，并撰写了《出身论》的编者按和司令部的一个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文章。天亮之时，我把在四中小院的办公室鼾声大作的罗文唤醒，只身到1201厂交了稿，又经过校订、签字，《中学文革报》在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了。

四  《出身论》发表之后

遇罗克的大作，在《中学文革报》上以《出身论》为始点而非终点，在报纸的第二期到第六期上，分别发表了:

第二期:二月二日   《谈“纯”》

第三期:二月十日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第四期:二月二十一日《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第五期:三月六日   《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第六期:四月一日   《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中学文革报》在创刊的第二天，就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其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不断，大多数来访者抱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即索购报纸。但也有相当多的个人以他们的切身经历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反对《出身论》。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曾在红卫兵运动早期的广为流传的讲话上引用对联）率百余之众砸《中学文革报》。我们的联络处的外墙就曾被糊满了侮辱咒骂《出身论》与《文革报》的大字报。

《中学文革报》的出版量每一期在三万到六万之间，与当时受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虽只在北京发行，但从全国收到的读者来信迅速地达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自己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就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变成一项庞大的任务。大多数的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来信的一个不小的比例却向我们倾诉了他们的遭遇和心声。其惨烈与真诚，往往使我们潸然泪下。不少农村地区的来信，地

富子弟的遭遇令人毛骨悚然。

一个贵阳市的青年来信讲到，他在市中心闹市见到人们簇拥在一份长大字报之前，好奇之余，从头读起（那是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的全文《出身论》，洋洋约一万五千字的文章，要多少张纸头和功夫）。但谁想读到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便跑回住宅，痛哭之余又想起回去读，便勉强抑制眼泪，赶回现场。不想此回才读几行，便又控制不住……这位读者告诉我们，他就这样不知痛哭着跑回住宅多少回才终于读完了《出身论》。

我们的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北京的来信，在数量和质量上，并无突出。

在《中学文革报》出版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多数报纸的销售滞缓，但《中学文革报》一直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我们在每一期出版之后，仅仅在市场上销出半数，另外半数留下以飨外地邮购和来联络处来访的人。

我因其他业务关系，很少参加卖报。但有一次随同去卖报，三轮车被围得层层不穷，无数的手伸过来，我的手向前一伸，便被塞满大把的钞票。拿起报纸一送，便不知被谁扯去，根本说不上找钱。三轮车一空，双手哆嗦不停，方知卖报之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向我讲到他卖报时，人们排着队追他的经历。

当时相当多的小报也卷入了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辩论。其中包括《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除《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和《只把春来报》三家外，其余都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持敌对态度。那三家友好报纸，分别由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刘姜仁和四中同班同学主持。我亦是头两家的客串编辑。李冬民的《兵团战报》以首都兵团的名义也登出了“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中学文革报》创刊之始，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便定期造访。在第三期前后，他们对我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我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对社会的影响在当时已不可忽略。报纸活动期间，中央首长时常会晤第二代红卫兵，并有会晤记录。陈伯达就曾被直接问到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看法。他在一次会晤上，说没看过，人们递上一份《中学文革报》，他当时读得入了神，直到别人提醒他，请他回去再读。另一次会晤时，人们再问到他的看法时，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曾向我索取全套的《中学文革报》，讲他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我们的报纸应在之列。我本人也曾混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与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亲自递交了一整套《中学文革报》。

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在1967年4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中学文革报》的出版到此画下了句号。除第一期到第六期正刊外，并影印了第一期一万五千份，出了特刊约六万份，加上第一期《出身论》的铅印版约十万份。

五  遇罗克其人

我在第一期出版时，并不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组成，之后到罗文家造访，与罗克首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克与罗文几无相像，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副圈圈重重的眼镜，扇风耳、严重驼背，可谓其貌不扬。但他的魅力在动态之中。一张口，声音宏亮，性格爽朗，风趣横生，就连眼睛也能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犀利的光芒。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爽朗地大笑起来。之后的交谈，顿时使我感到他并非一般人物，并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

第二期出版后，我和他的交往渐深，他向我说明了他即是《出身论》作者的真相。基于当时的情势，他请我绝对保密。所以我们报纸的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正式地被告知小组的组成。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的巨匠，“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晰晰可辨。罗克的文章却在文风中出污泥而不染，不落毛风的语言，自成一统。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也不能不看到其文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并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罗克写作速度亦是惊人，我们当时的出版困难重重，事先不知下一期出版的日期。罗克讲，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便能第二天交稿。在报纸的各期发表的所有长文便都是这样夜交稿的。

罗克并不是一个书痴，他的小脑十分敏捷。和我玩一种拍手的游戏，总能把我的手打得卟啪乱响。下象棋能同时暗对两局。我曾试着捉弄他，声称他所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便坚定地声称我所说不实。

我与他的交往日深，他自己住在正房与院墙之间搭成的个窄窄的小屋中，北京的严冬之日亦无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在这冰窖之中对坐，谈至天近拂晓。他的兴趣广泛，哲学、历史和文学是他与我交谈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罗克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当我提到自己在1966年5月写过批判姚文元的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说到他是不会在那时发表那样的文章的。他向我出示了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出交稿日期是在1966年初，他自己则在1966年3月就已看出此场辩论的政治背景，因而从学术上去探讨只能招祸至身。

罗克是一个很机敏的人。1967年夏天在一同去东北的火车上，他曾被一个面露凶气的人问到:“你认识我吗？”在不知由来的情况下，他给了一个巧妙而最有余地的回答:“我看你面熟。”

蒯大富曾经对我们的报纸人员讲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可惜蒯从未应战。罗克对自己的口才是自信的。

罗克是在不断思索的。他曾与我和报纸其他成员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约我与他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沈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之后多年的建筑不能与日本在短期内在其领土之外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之后，罗克开始了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了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建设性提出了工资政策的方案，可惜此文当时已无处可载，被捕之后不知下落。他更进一步地观察了当时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汉是罗文的同学、好友，也是报社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成员，曾讲过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想中国的十年之后的体制改革如能有罗克的参与，将不知获益多少。

罗克对毛泽东并非一笔否定的。罗克自己是一个造诣颇高的古体诗人，对毛泽东的诗词造诣由衷钦佩。特别喜欢的是《蝶恋花》一词。他在临被捕之前，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长信，嘱托我在将来形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此信由我层层更改匿藏地点，人赴外地插队多年之后，竟不知下落，实在有愧罗克在天之灵。

六《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我和我的同学王建复，四中语文老师毛宪文担任杂志编辑，他向我传授的编辑知识使我受益匪浅。《中学文革报》的各期版面选字大方、美观，毛老师的作用不可抹煞。王建复是一个在红八月中大喊过对联的人，串联时他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回京后，我在四中成了在困难时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英雄，建复便又成了我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便也成了报纸的元老成员。

陆续加入我们报纸的还有罗克的多年好友、轻工业学院的郝汉（当时化名马列），气象学校的两位女学生李金环和王亚琴，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十三中的帖汉、闫世钧，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院的顾雷，二十五中的王嘉材，还有一位陈×X，女五中的张×、王××，女十二中的张君若和张富英。

郝汉高个子，一张非常长、有喜剧效果的脸，取名马列，因为别人不可予以打倒。在开会时以年长智深的姿态时常对我的决策提出几分嘲讽。

李金环、王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工作艰苦、繁重，却毫无抱怨。

帖汉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一个汉人，然而他矢口否认他的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的学生，他却显示了特有的稳重和才能，他是报社成员里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

闫世钩出身革千，为人憨厚，为报纸的各项事务跑前跑总是一副笑脸。

韩基山社交广泛，带有几分江湖气。他加入后，我一到会场，他每每大喊“司令到”。在被动危急的时刻，不无认真地对我讲，“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卖报、联络和其他事务中，立过汗马功劳。

四中的赵京兴、刘力前因一篇我们选用的文章，深受罗克的赏识，力主邀请加入，不想在第五期加入，第六期就退出，给报纸带来不小的损失。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首都兵团曾派了一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纸。此人我第一次见面就起了疑心，但罗文却极力推荐。之后，不仅我，其他的报纸成员也本能地感觉此人可疑，终于搞清其身份，并屡次向他宣布假情报，也博得大家一笑。

十年后的1978年，我召集大家重聚时，才知报社大多数非中学生的成员遭到了校方的监禁，这包括郝汉、李金环和王亚琴。罗文虽是中学生，亦未幸免。他后来与报社的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生活困难，卖掉了出生的孩子。

报社的成员中另有两位后来成婚，即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和四中的赵京兴，演出了一场众人难忘的罗曼史，在此不谈。

我的两个小学同学，男三中的朱大年与京工附中的刘姜仁也因为他们的报纸（《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与我们的关系，受到牵连，至少刘姜仁曾被长期在校监禁。

第三期出版时《红旗》杂志社的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曾陷入激烈的思想矛盾，几天不在报社露面。再度召集会议时，我向报纸所有的成员传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前途的危险，并请求对牺牲无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我不能忘记的是没有一个人畏缩。十三年后的1980年，在遇罗克平反的前夕，我再度召集部分成员相聚时，却从不少人嘴里听到了对当时的冒失的烦恼。我那时感到惘然了。但无论如何，我不能忘记在北京自来水公司的一间办公室，《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当时显示的勇气和之后他们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七  遇罗克之冤案

遇罗克在1967年底被捕之后，曾被判刑15年，罗克拒在判刑书上签字，但不想忽然改判为死刑。

我记得在其死刑的判决书里，其死刑的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只字未提。我不禁对当局的虚弱儒和无耻的程度感到吃惊和愦怒。

罗克如何涉嫌暗杀的呢？

1967年夏，东北武斗正盛之际，《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大部一同北上观一究竟。一路风险重重，不少人几乎丧掉性命。到长春时，在车站就发武器，站台上、草席堆下，全是武斗中刚死的人。几天逗留中，饱观炮火纷飞。暂别长春，我嘱大家将武器退还，以免给报纸落下话柄。

一年后公安局在对我的审查中，最开始兴趣集中于罗克“反动”言论，但忽然转向为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的下落。我对此确实一无所知，他们也就失去了对我的兴趣，数年后才得知罗文并没有退还长春领到的手榴弹，反而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一个喜欢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他搞政治纯属误会，也曾恶作剧地在我家撒下了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在长春之行之后，他也给报纸的成员表演过火箭发射，其中的火药想必是从手榴弹中拆下来的。

手榴弹私下带回也就罢了，但罗文却在风声紧时，联络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在香山埋藏。公安局一恐吓，有人就将这一过程供出了。公安局曾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这一切的幕后人，我当时不理解，直到见了罗克的判决书，才知公安局的当时的企图。

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四人个个聪敏过人，但在某些事情上，愚钝异常。如: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罗锦把日记藏于中山公园公厕;罗克、罗文推荐入报的人无一不成反面人物;后来，罗文从东北携回手榴弹;还有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等，就是一些明显的例子。

反过来说，公安局当时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出于愚蠢的推理，而是出于懦弱的陷害。我对罗文的痴呆应有包涵。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除关锋、陈伯达、戚本禹外，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曾作了一篇关于出身的长篇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有内部消息讲，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这虽未能从其他途径再经证实，却是合乎逻辑，并能解释刑定十五年到死刑的突变的。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到来。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之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或转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可悲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按语，再次混淆出身与成份的概念，显示出对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基本理论都缺乏了解。

与张志新的平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闻界的报道之外，官方未组织任何追悼会，罗克在平反之后仍只是一个民间的英雄而已。

八  结语和尾声

《中学文革报》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风风眼里存活的一个奇迹。如果说一个没有官方支持或“群众组织”为背景的报纸是独立的，那么，《中学文革报》是据我所知的中国20世纪后半叶第一家独立报纸，和其他“文革”中的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她的一个简单即永恒的主题出身不同的人应当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我引以为豪的还有《中学文革报》的精美。从版面的安排，字体花边的选择，到校正的细致，直到今天仍可玩味。

我本人在报上的文章、社论等是使我今日汗颜的。不过也许应像对待其他18岁的少年一样，有所宽容就是了。

权利的平等不应因出身，亦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而有别。我在中国的60年代，在大陆中国为出身的平等而显示的行动，又演化成90年代为不同种族的学生有同等的申请入研究生院的权利的风波。那时是中学生，这时是教授，真理似乎一样简单，结果是一样令人失望。可幸的是，这一次失去的不是一条性命，而是一个职务而已。

自斯巴达克斯率众起义争取奴隶的人权而失败，已是几千年了。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文明社会中之不文明想必是文明社会的永恒的条律。但社会的进步仍是可察的。普罗米修斯和遇罗克的可敬也就在于此。

最后，向当年《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和热心的读者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