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
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Z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进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呜咽。

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申张正义，替受害者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

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申冤。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1、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F革命抓走。

2、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3、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他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份携带《光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保存遇罗克的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罗克的档案，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人手？同时，我又感到这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二、《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L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1966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

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用人制度上的唯成分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带回一部分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空，在青年中产生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中Y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于1967年4月13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

当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1967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练，他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绝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

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在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1977年10月20日，在一份《向刘xx局长汇报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新型的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的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的人物”。

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F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遇罗克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L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10月5日，北京市G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xx对遇罗克案就作了两条指示：1.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2.批判后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12月30日，公A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F革命小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遇罗克”。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逮捕入狱。

三、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L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是F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出。文革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革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是批驳姚文元，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1966年1月2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他认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而在5月13日的日记则写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了”。这篇日记充满着对姚文元的蔑视，也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人的手中。他们的审讯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 级司L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

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 级司L部的人。 预审人员指责他，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希望政府实事求是。”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C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

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遇罗克的母亲王秋林(前排左一)和孩子们资产阶级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达”，“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

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Q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

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今艺术之流弊”。

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这样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Q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级司L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的无端指责。

四、为反对封建F西斯Z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四人帮的封建F西斯Z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杀不可？笔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

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是以什么给遇罗克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 级Z政”；三是“在押期间F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据此，“判处现行F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1970年3月5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准逮捕遇罗克。1月5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他说：“如果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1月9日到1月16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记”和“F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时，他因为在日记中记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

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Q等中Y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F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的罪状之一。接着审 讯人员穷追所谓“F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搞F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于罪时，他愤怒地说：“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证，但四人帮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他们气急败坏地对他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

其实，事实不事实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 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中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致，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拒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F革命”时，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 机。当即写了一封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F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 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一伙还在横行……

他只有把未竟的事业，寄托于朋友，寄托于未来。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分反映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转自微信公众号 三家村  2023年0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