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20年后的今天，人们才又有机会缅怀遇罗克，不能说不是我们的悲哀。

自从1980年，全国报刊大张旗鼓地给遇罗克平反，称他为英雄以来，我遇到最多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政府给没给他定为烈士？给家里多少抚恤金？”

今天，我给大众一个回答:没有谁授予遇罗克烈士称号;给我父母的，只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是的。“烈士”称号难道需要恩赐吗？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就是最好的回答。

罗克的事迹见报后，我家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家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遭遇，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缩影。在喜欢大团圆结局的善良的中国人眼里，希望从中看到民族的希望。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态度。

人们希望对许多事情有个“说法”，但往往又很失望。

我父亲是个有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他首创的“竹筋楼”小区经过40年的风风雨雨，至今还屹立在良乡镇上。随着施工的结束，他旋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并被劳动教养多年。80年代中期，他被通知得到“改正”，补发两年工资。这就是20多年折磨的代价。“右派”是改正了，但还保留着“汉奸”身份，因为他曾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过

母亲因为没有被开除公职，尽管被降薪降职，“改正”右派身份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父母是超脱的。在给罗克平反后，公安局专案组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只要求将因受《出身论》案件牵连第二次入狱的我尽快从东北监狱释放出来。

我们有幸在这里回顾过去，请不要忘记“文革”期间死于非命的冤魂。罗克曾让我们帮他收集许多惨绝人寰的资料，准备予以逐步揭露，但没有机会发表。他不会去理睬这个路线、那个路线，他最关心的是人的尊严。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等集中营。那同样是20世纪人间的悲剧。为了警告人类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不让人们忘掉它，许多国家建起纪念馆，德国总理跪下忏悔，以便更深地记住这段历史，避免悲剧的重演。从而也使人们减少了对日耳曼族的恶感。

萧乾先生说得好，我们只抓住“文革”闹剧的几个演员，而没有抓住导演，就无法保证没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因此他建议建立“文革纪念馆”。

我很感谢本书的编者们，他们使许多人知道或记起了，中华民族还有大讲“血统论”这段历史，或许以后因此不再讲“血统论”了。但是有人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讲了”。其实，现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父母所在单位的党委证明其父母的出身、成份和政治表现。

因为有许多人关心，现将我和亲属的情况作简要介绍：

母亲，王秋琳，于1983年5月去世，享年63岁。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她最后一次日记是那年5月1日，是哥哥的生日。她又想起了哥哥四、五岁时，每天坐在台阶上等母亲下班的情景。有一次母亲走到他身边，他才惊醒，羞涩地说“妈妈，我睡着了。”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父亲，遇崇基，于1988年去世，享年73岁。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弥留之际，已经不认识谁了，嘴里还叨念着“罗克，罗克……”

遇罗锦，从1986年以来一直在德国居住、写作，过着清闲的日子。我多次劝她回国看看，她总是拒绝。我想，是因为这里会引起她太多痛苦的回忆。

我和弟弟遇罗勉，一个学机械，一个学电子，自认为是绝好的搭挡，所以一直在一起工作。近年搞“水刀”的研制。制成的“前混式水切机”被专家称为世界首创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得多。

我还要介绍一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最值得我敬佩的人物一郝治（牟志京文中误写成他哥哥的名字————郝汉，还把魏雷误记成顾雷，纪亚琴误记成王亚琴）。他是哥哥中学同学，也是我家的世交，说话幽默而有见地，是我们《中学文革报》中唯一的大学生一轻工业学院的。为了掩盖他父亲是右派的身份，化名马列。在

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仅右派出身，就足以“证明”所作的一切都是错的了。他能考上大学，简直是个奇迹，为此勒令他休学一年。

罗克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首先要给我和郝治看，让我们帮助修改。我能提出的意见不多，而郝治能出不少主意。罗克被捕后，我俩被看成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或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分别被“群众专政”，关在学校里。我的命运比他强，在学校里处境好些。他被关在黑暗的楼梯间，每天遭受一次毒打，吃的只有窝头咸菜。两个多月，他至死不承认什么反革命集团。但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于是绝食7天，校方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不再毒打，放他回家。他走到阳光下才看到，自己的枕头已被血凝结成一层硬壳。他是我知道的最有骨气的硬汉！

后来我的命运又不如他了，由于有手榴弹一案在身，也是出于审讯的需要，从群众专政又升级为拘留审查，关进了哥哥正被关押的半步桥监狱。当时受《出身论》一案牵连，被判10~20年徒刑的还有:安徽的丁广武、沈阳的孙刚、广东的杨玉鉴、银川的云杰。

《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唯一的一幅漫画，是一位年轻的右派工人画的，他叫任众，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委托我向《中学文革报》知道他身世的成员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一个人检举他，否则他的处境不堪设想。是的，不仅是他，我们每个人都珍重那段纯洁、高尚的友情。                                   1998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