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五年前开始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原始资料的宝贵。这些资料的难求，固然因为保存本身需要冒太多的风险，所以大都屡遭劫难：同时也因为后来没有得到整理出版的机会，往往长期尘封，或保存在私人手中，秘不示人。保存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见诸公开的传媒，否则随时都有湮没的危险。因此，推动这些民间思想史料的公开出版，一直是我的心愿。然而，做起来却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一方面需要寻找适当的运作方式与市场接轨，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很难。

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所幸的是，和徐晓、徐友渔先后说起此事，他们都十分认同，马上全力以赴。同时还得到了宋永毅、杨健、印红标、李恒久诸位朋友的无私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四面八方集中了本书的全部内容，并以最快的速度编印出来，奉献给读者。

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遇罗克的命运非常特殊，一方面，他为思想付出了最商昂的代价一一年仅27岁的生命；

一方面，他的思想在生前却得到一个空隙，从而大面积传播，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其中有的是赞同者，有的是反对者，有的是公开反对而内心赞同者，有的是当时反对而后来赞同者。做为一个青年思想家的个案，他可以辐射出许多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书的宗旨主要是展示遇罗克的思想和生平事迹，只收入了很少的研究文章。我相信，这本书出版以后，会引起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革史等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兴趣。

对于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等报纸上发表的七篇文章，本书保持了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认为，在1967年的语境里，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遇罗克在引用当时掌权者的言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理论来证明自已观点的合法性，同时把当时已经打倒的领导人的观点做为批

驳对象，这都属于表达的策略。遇罗克的深层思想，并不在于认同或否定哪个领导人的哪个具体说法，而在于为5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变相的种性制度下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声张权利。这才是文章的精神实质。如果比较一下遇罗克为《中学文革报》发表而写作的文章和他留给自己看的日记，就会发现，他真实的思想要比为公开发表而写作的文章更加独立，更加彻底，更加纯粹，更加深刻。当然，我们也相信，有历史感的读者的关注重点，不是计较他的文章正面引用了谁的话，批判了谁的话，利用了当时那些主流宣传口径，而在于体会他当时所表达的中几大地上最先进的

人权觉悟。所以，在编辑过程中，即使過到与今天流行的认识明显不一致的文字，也力求保持原貌，不作任何删节，只是个别人名以××代替。

今天的中国，不论人权意识，还是人权状况，与文革年代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压得千百万人喘不过气来的“黑五类”，如今被反其意而用之，成了一种保健食品的品牌。“家庭出身贫农”，已经进入民间的笑话。悲号变成调侃，血泪化作招贴。然而，在告别现代种性制度的恶梦同时，人们似乎也淡忘和疏远了遇罗克那种不惜点燃自己照亮黑暗的崇高精神。编这本书，也是想同这种淡忘和疏远抗争。

筱敏在谈到另一位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李九莲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她被枪杀了，她的思想再也不能生长。而得以继续生长的，是另一些幸存者了。她的思想，在今日的学者们眼中，远说不上成熟。然而今日学者们思想的权利，以及拿前人思想做学问的权利，是许多

如她一样的被枪杀者争夺来的。我们要不时地告诉自已:我们是幸存者。我们的幸存，是由于有人在我们的前头承当了不幸。

对李九莲，我们这样缅怀;对遇罗克，我们也这样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