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可能很难想到，遇罗克的《出身论》仅仅是说出了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三十几年前竟会引起人们那样强烈的感情冲动和社会轰动，不是激烈反对就是坚决支持。而且，为了捍卫常识，作者遇罗克竟然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只有对“那个年代”的背景有所了解，才能“读懂”遇罗克，才能理解这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字的意义，才能认识到这一“常识”之作在中国当代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被批判、被禁绝;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焚。一代青年，就是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青年中更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
在学校和青年工作中，日益“左”倾的“阶级路线”使家庭出身，即父辈、更多的是祖父辈的阶级成份越来越大地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上学、就业、入党、入团、参军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严重的歧视。其实，知识分子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对新社会、共产党一样充满热爱，同样充满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因此而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一种“原罪感”，总想“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够“无产阶级化”。由于家庭背
景，他们中的许多人知识面较宽、视野较广，却又习惯于自我压抑。一方面，他们对从父辈影响中得来的某些“非无产阶级”文化有某种深深的留恋，对日益严厉的文化、思想批判有种格格不入之感;另一方面又自觉努力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情调”一方面因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不理解，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对自己家庭出身的一种应有的惩罚。这种矛盾产生的内心痛苦，长期难以纾解，大都抱“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谨慎处世态度。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更是求“清白做人”而不得，背着难以摆脱的精神重负。
在这一代青年学生中，最为自信、活跃的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由于客观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他们具有较为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当然接班人”、“舍我其谁”的优越感、特权意识在他们身上溶为一体。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最可靠的“接班人”，所以很早就表现出直接的政治参与愿望。在入学、入团等各方面他们都享有特权，一些人甚至被“保送”入学学校中的“学生干部”几乎全为他们所包揽。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北京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部分高干出身的学生提出不仅在教师中、而且在学生中也要进行“四清”，进行“阶级排队”，要在学生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整肃。几乎同时，毛泽东关于“教改”的谈话首先在他们中流传。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根据毛的讲话精神，认为现在的学校仍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修正主义统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此时他们已如箭在弦，当“文革”一开始，他
们就组成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成为一支在强权支持下令人望而生畏的冲锋队。
他们很清楚，自己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自已的后盾，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明确说道:“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红旗》，1966年第11期）
他们首先破除的是考试制度。因为虽然“文化”的比重已大幅度下降，虽然他们在入学的分数线上享有优惠，但“考分”毕竟在无形中成为对等级特权的一种挑战。因此，他们提出应按“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录取学生，用保送和推荐制取代考试制，其实质是要实现特权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仅把许多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打成“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关进“牛棚”，而且在学生中“组织阶级队伍”，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革命烈士、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和“黑五类”或“黑七类”（地、富、反、坏、
右、黑帮、资本家）子弟。“黑七类”子弟被称为“狗崽子”，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必须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甚至被强迫打自己的长辈。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红卫兵的信条，被谱成歌曲传唱。红卫兵的发起组织之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一文开篇即宣告:“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在通篇的豪言壮语之下，潜
藏着的却是强烈的身份观念、等级意识。对身份、门弟的强调，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出身、背景极为重要，被称为“身份社会”。红卫兵以“阶级”为标签宣扬“血统论”，可说是封建糟粕借尸还魂的绝妙例证。
以“血统”把学生分为“红五类”与“黑七类”子弟的作法引起不少学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不满和反感，但面对掌握“国家机器”而为所欲为的红卫兵，他们却又敢怒不敢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因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以极大的勇气撰写并散发了《出身论》一文，力图从理论上对“血统论”进行批判。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不管
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遇罗克孜孜以求的是一切青年都享有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他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了最简单的道理，但在“红色恐怖”的当时，这却表明了一种独立思想的精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以一人对整个“国家机器”，这才是真正的孤独的挑战者，而最终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