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印红标)

遇罗克是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的思想先驱者,被誉为沉沉暗夜中划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热血放射出理性光华的陨星。时代的黑暗险恶,突显出他思想的深刻和个性的坚强。评说遇罗克,不能不同时考察他所生活奋斗的特殊历史环境————文化大革命。

一、非同寻常的历史机遇

遇罗克是文化大革命的抗争者、受难者,同时又是文化大革命给了他在常态下不可能享有的发表社会政治见解的机会。遇罗克人生的矛盾性在这里,历史的悲剧性也在这里。

文化大革命与以往政治运动的明显区别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赋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利。

以往政治运动一般是自上而下地进行,领导动员,层层发动,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从而使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人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斗争的矛头通常指向党外、党政基层单位或者少数领导人,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四清等运动。党内斗争主要在高层进行,并且限于党内,如1959年围绕彭德怀的斗争。大凡运动不论其作用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是这样的模式。只有1957年短暂的整风“鸣放”时期,一度有过发动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党内整风的迹象,

但是斗争矛头很快转向党外,反击那些帮助整风的人士————“右派”。

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由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号召和鼓动群众造反,冲击党内领导“当权派”,重点“整”其中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意味着不同程度地绕过执政党的部门、地方和基层领导,削弱乃至剥夺了他们的领导权,使他们陷入被动挨整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一改平时对群众言论和活动的管理方式,最初是开放大字报,继而允许群众成立红卫兵等组织,允许串连、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出版报纸刊物。在放宽言论、出版、结社的同时,参与运动的社会群体也逐步扩大,并且逐步向底层、向疏远领导层的人群发展。运动的积极分子最开始是依靠党政组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模范人物;继而转向家庭出身好,即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所谓“红五类”家庭的人,不再计较是否党员团员;接着家庭出身也不复成为障碍,党内党外一般群众纷纷登场。

运动为普通群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机会,而对于遇罗克至关重要的是1966年10月,中央明确地提出要批判血统论。所谓血统论指当时流行的、以家庭出身判定人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主张。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重要讲话,陈伯达要求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他还把血统论列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之一。他说,所谓“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

可以认为,陈伯达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当时红卫兵正奉行血统论,干部子女掌握领导权,阻碍运动向冲击领导干部的方向发展。中央要求地方和基层领导人为错整的群众平反、要求批判血统论显然是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将运动矛头引向党内当权派扫清道路。海外有学者称此举为“打人权牌”

文化大革命戏剧性的变化为遇罗克提供了机会。运动开始时遇罗克持批判的态度并身受其害,他曾以一个工人的身份撰文反驳姚文元,被他所在工厂强制“学习”,他居住的小屋也遭查抄,他撰写的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只能放在抽屉里而不能发表。但是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油印散发了《出身论》。支持他观点的几名中学生1967年1月创办《中学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创刊号印刷3万份,马上售罄。以后遇罗克又先后在《中学文革报》、《中学论坛》上发表了数篇批判血统

论的文章。从此他的文章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传遍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在文革前的常态下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运动初期也是不可能的。

群众性造反运动的发动和兴起,给了遇罗克难得的言论机会。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但是也没有因此而像很多学生那样抱着对领袖的感激投入党内“路线斗争”,走上造反派的道路。他努力保持警惕,冷静地把他的批判局限于与血统论有关的问题。他始终使用“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既不轻易暴露真实姓名,又不愿采用当时造反派常见的“战斗队”之类名称。他是《中学文革报》的精神支柱,却又总是通过他的弟弟——— 一个中学生与报社联系,很少直接出面。或许以往的经历和挫折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及。应当说,遇罗克是有准备、有策略地利用这个机会。这是他与造反派的不同,也是文革领导者所不愿看到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决不是为遇罗克这样的思想者提供言论的自由。遇罗克可以讲话的时间并不长,从196年10月算起,只有半年。1967年4月,当运动的领导者们要求对群众运动加以约束的时候,遇罗克的言论就越发显得难以容忍。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讲话,宣布《出身论》是反动的。他说《出身论》“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煸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他要求造反派“批它的反动思潮”。此后,

《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5次上书毛泽东进行申辩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处境随着一轮一轮运动日益险恶。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之时,是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要求在党内党外清查“阶级敌人”。1970年1月,所谓“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开始。3月,遇罗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杀害。文化大革命要以青年思想者的鲜血证明其“必要性”,祭祀它的新秩序了。

遇罗克是因言论致罪的。他猛烈抨击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不是文化大革命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文革以前,共产党内“左”的错误已经根深蒂固,不仅久闻而不知其臭,而且不容他人说半个“不”字。直到群众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党政领导陷于瘫痪的时候,遇罗克才有了发表自己合理主张的短暂机会,却又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仅是他本人的悲剧,而且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无道,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关于平等权利的论争

遇罗克撰写《出身论》等文章,向血统论宣战,义无返顾地为受血统论歧视、压迫的青年争取平等的权利。遇罗克毫不含糊地指出: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遇罗克强调,家庭出身不同于“成分”,共产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貌似公允实则歧视的

作法,他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作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在以后的文章中,遇罗克进一步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曲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

这里,遇罗克提出了他最有价值的命题————平等,即所有的青年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当一律享有的平等权利。它不应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有所区别,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这是中国青年应当理直气壮地享有的权利。但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权利却因为父母,而不是本人的原因,被以“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名义剥夺了,而且不准提出异议,谁提出谁就是阶级立场问题。

血统论的狂热吹捧者老红卫兵不承认这种平等。他们公开地宣称并实行赤裸裸的歧视和压迫:“所有的‘自来红’,拿出我们大红的革命精神来,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以及他们的狗崽子,和大大小小牛鬼蛇神斗到底!”2“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

以维护基层党委和工作组为特点的“保守派”也不能接受这种平等。文革前和文革初的基层党委、工作组实行了日益严重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追随他们的保守派学生的态度不难想象。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在一篇后来影响全国的讲话中,一方面维护工作组,一方面讲他的阶级路线观。他蛮横地责间“出身不好”的学生:“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把你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很是听不惯“平等”二字:“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里有什么平等?

我们有许多哥哥姊姊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作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这种用旧政权迫害革命者子女的现象来论证血统论合理性的逻辑当时颇为流行,但是认真想一想就不难发现论证者实际上正是丑恶传统的继承人。如果连株连亲属也要向专制统治者学过来的话,那么新社会又新在哪里呢?

遇罗克勇敢地蔑视由来巳久的家庭出身歧视、“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血统论以及血缘传承的社会政治特权,据理力争所有青年本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最初激烈反对遇罗克的是老红卫兵。1967年初,当遇罗克有机会在小报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血统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老红卫兵也是今非昔比,江河日下。他们赖以维系其特殊地位的革命父母—领导干部受到了冲击,“老子”是否英雄成了问题。他们失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宠爱,也丧失了曾经在学生中享有的权威。但是他们仍不愿彻底放弃优越感。

1967年1月,清华附中红卫兵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了文章《评〈出身论〉》。文章开篇就断定《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文章说,《出身论》作者错误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文章反对遇罗克提出的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所受的社会影响也首先并且最多地是受他家庭所在的那个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针对遇罗克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要求,文章坚持工农子女和干部子女在就学、参军、担任机要工作等方面天经地义地应该享有优先权,不能平等。文章最不能容忍的是《出身论》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文章断言:这是“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要造反,要翻天”,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已经改变了1966年夏季的霸道口气,在理论上向比较策略的正统提法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靠拢,但实质仍然是不肯放弃以“阶级斗争”名义掩饰的优越或特权地位。

造反派对《出身论》的态度十分微妙。造反派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大多有受血统论歧视迫害的经历,很多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就是在批判血统论的过程中成立的。他们反对血统论,但是又受着正统教育的深刻影响,认可家庭出身————这个前提的不平等,寄希望于通过“重在表现”来救赎,认为这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中有人明确支持《出身论》,但这是少数。一些人内心与《出身论》的观点有某些共鸣,又感觉遇罗克的观点过于激烈,“心理有些阴暗”。在中央表态

以后就不再讲话,他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造反派的主流派则敏感到《出身论》与正统政治观念的差异,认为血统论和《出身论》从两个极端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从而两线作战。署名“第五研究小组”的一篇文章《论出身》很有代表性。文章说:“家庭影响并不是很小的。家庭影响更不是简单的服从’社会。相反,家庭影响是整个社会影响中的一个强大的因素。”文章说,遇罗克的《出身论》无视剥削阶级家庭的坏影响,是主张“无出身论”,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唯出身论必须批判,无出身论也必须批判,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我们认为:出身不好的人,其家庭影响就是不好。(当然不能绝对化)这种影响也决不是小小不言。如果他们要进步,就必然与坏的家庭影响发生矛盾,就必然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与家庭发生矛盾。要革命的青年决不能回避这个矛盾(事实上也回避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正视这个矛盾,在思想感情上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1967年2月至3月,遇罗克最后发表在《中学论坛》和《中学文革报》的3篇文章,就是与造反派进行辩论。

应当承认,上述造反派文章所说“家庭影响是整个社会影响中的一个强大的因素”是客观事实,然而问题在于家庭影响的差异是否应当作为不平等的依据,是不是应当淡化直至忽略家庭出身。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和社会激变时期,对敌对阶级子女的警惕虽然有失公道但尚可理解。然而随着政权的稳定和和平建设的到来,不是淡化而是强化由家庭出身造成的不平等那就是明显的荒谬了,并且令人怀疑在堂而皇之的革命外衣之下是否另有所图。不幸的是,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为不公平的现实制造了种种“理由”。一切公开论辩只能在正统话语体系中进行,对很多问题遇罗克的难以直言,这是论争中对遇罗克的不利因素。

遇罗克呼吁的所有青年政治待遇和社会待遇的一律平等,在今天看来,是对人权的呼唤。50年代以后,人权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从教科书上消失了,致使一两代人不知人权为何物。但是人们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遇罗克为之奋斗的维护人格的尊严、保障全体青年就学、就业的平等权利,社会和政治的平等待遇等等,分明是人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社会和政治的权利,一句话是人权。遇罗克的言论是确凿无疑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资料,应当引起当今中国人权问题研究者的注意。

关于特权问题

为反驳清华附中红卫兵,遇罗克撰写《“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文中,他尖锐地提出了特权的问题。他说:联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改造好的高级干部子女”,“这些高干子女处于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是物质的和精神的特权阶层,是“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遇罗克发挥了他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在中国搞复辟,不必请蒋介石回来,不必原来的资本家重新

作经理,有联动这样的贵族特权阶层、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足够了。显然,遇罗克所说的“复辟”主要是指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特权阶层掌握政权。当时“资本主义复辟”是普遍议论的话题。遇罗克猛烈抨击干部子女特权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也不可避免地带着30年前的时代局限,带着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的清晰烙印。他反击血统论时所运用的某些概念和观点,例如:关于“特权阶层”的概念、关于“新生资产阶级”的概念、关于运动“主要矛盾是95%以上的革命群众

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的观点等,都是当时干部群众普遍热烈讨论的话题,也是造反派偏爱的观点。遇罗克的论述不是为进行党内斗争服务,而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批判血统论,因而与造反派有所不同。

特权问题是苏联模式国家的一个突出的弊病,是国际性的现象。它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失望,动摇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的敌人就此进行攻击;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对其进行尖锐的批评,同时不懈地找寻根除弊病的出路;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则对此讳莫如深。这一切使问题变得复杂而敏感,长期以来与特权问题相关的冤案时有发生。遇罗克敢于直面人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所提出的、在老红卫兵和联

动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特权地位、特权阶层的问题,至今仍然是研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正视和研讨的间题。

遇罗克最可贵的品格是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态度。他只服从真理,而不简单地以最高政治权威的是非为是非;他关注文化大革命,而又始终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保持距离为此,遇罗克承受着多年既定政策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巨大压力,又面临来自老红卫兵和造反派主流派两方面学生的攻击,但是他没有屈服,没有退缩,勇敢地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 .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

从遇罗克发表的批驳血统论和驳斥姚文元的文章来看,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社会性的家庭出身问题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类党内斗争问题。这是遇罗克抗争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对全局起重大作用的主要有三个。其一,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即所谓“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所谓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参与党内斗争是发动群众运动的原因,也是对群众运动的要求。其二,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心是进一步强化执政党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主要表现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对知识分

子的批判和“再教育”。其三,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被领导的群众与党政领导“当权派”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激化,进而被引导为党内斗争服务。

遇罗克关注的家庭出身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要实现他所呼吁的一切青年的平等权利,不仅应当肃清红卫兵推行的赤裸裸的血统论,而且要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前即已经形成,“文革”初期愈演愈烈的家庭出身歧视政策。为此,遇罗克的批判不限于文化大革命,而是对着所有贯彻和维护这种歧视政策的事物,包括文革前共青团、高考和招工等工作中的弊端,也包括文革初期基层党委或工作组实行的十分严重的歧视政策。这就和党内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要求有了契合之处。但是遇罗克论述的基点是平等的权利而不是路线斗争。他成熟的地方在于没有放过机遇,又没有走得太远。他不去专门讨论党内“路线斗争”,也没有刻意攻击哪位领导人。他是从批判血统论的角度去援引党内斗争可供利用的资料,而不是从党内斗争的角度观察和批判血统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批造反派学生,他们也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习惯地把中央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源泉和归宿,主动地把批判血统论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他们谴责道:关于(血统论)对联的辩论“猖狂地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十一中全会上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向毛主席的路线进行疯狂反扑所做的舆论准备。对联的间题绝不是什么单纯的阶级路线问题,……对联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生死搏斗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文化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问题。关于对联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批它个落花流水。上揪下扫……”中学生造反派的这种状态或许多少有些现实利害的考虑。他们缺少政治资本和靠山,批判血统论向干部子女挑战,没有中央的尚方宝剑不可想象,但是从以后的发展看,造反派也确实是以捍卫“革命路线”为己任的。至于遇罗克对姚文元的反驳,则是从“清官”等学术和文化的角度,从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提出问题,着重点同样不是党内斗争。

遇罗克的处境使他与领导层存在很大的社会距离,他的文章很少涉及党内问题,这与张志新、史云峰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抗争者的思想和言论有所区别,后者关注的中心在党内,他们被害的主要原因是批评林彪江青,为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遭遇鸣不平。

遇罗克和联动的关系及历史命运值得一提。文化大革命中,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却又先后被打成“反动思潮”或“反动组织”。文化大革命以后遇罗克和联动均获得平反,但是二者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差异不会随着平反而泯灭。如上所述,遇罗克是在为社会平等而战。联动的前身则是追求特权、劣迹斑斑的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背离了他们的期待,冲击到领导干部即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本人的切身利益,他们才从文革的“闯将”变为抗争者。联动的正面价值在于政治层面————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动正是在文革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对抗运动的主流,反对揪斗老干部,抨击中央文革小组。至于联动的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谋求特权的倾向,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排斥他人的态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

遇罗克和联动的社会联系明显不同。遇罗克在受血统论伤害的青年,特别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中享有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些青年基本来自远离领导层、政治地位不高的家庭,他们在政治歧视和压迫面前往往是无助的。当年没有见到哪位领导干部为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说公道话。文化大革命以后对遇罗克的颂扬多来自社会基层和知识界,仍然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对遇罗克的颂扬,其中包括某些有老红卫兵或造反派经历的人。他们认为应当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不宜宣传,因为遇罗克的观点未必正确,算不上是英雄。

与遇罗克迥然不同,联动的社会联系主要在干部子女和领导层。联动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抨击间接地表达了领导干部层的政治意向。在1967年著名的“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为联动辩护。李先念质问道:“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8连文革领导者也不能不重视老一辈革命家的声音。1967年4月22日,按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在押的联动成员及其他老红卫兵。释放当天,自周恩来以下几乎全部中央领导人,包括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中学生。此非常之举耐人寻味。文革中后期,联动长期得不到平反,但是这没有妨碍不少有联动经历的干部子女通过某些领导人的干预,经过一般青年所不可能企望的不公开渠道,即“走后门”参军。

遇罗克和联动的冲突,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中国青年当中由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等原因造成并激化了的种种社会政治及思想意识的矛盾。青年中存在一道“鸿沟”:一方面是忍气吞声的权利和利益的受损者,另一方面是趾高气扬的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者和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存在不同,立场观点必然相左。家庭出身歧视政策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老红卫兵和联动,很难与不甘作天生“贱民”的权益受害者遇罗克有共同语言;而在揪斗领导干部“当权派”问题上的受害者老红卫兵和联动,与旁观者遇罗克同样不会有共

鸣。在争取社会平等、反对血缘特权的层面上,遇罗克是正义的,而联动是社会弊端的既得利益者;在党内斗争的层面,即所谓发动群众斗争党内走资派的间题上,联动的抗争是积极的,而遇罗克则宁可援引支持批判血统论的文革领导者。

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具有不尽相同的发展逻辑和评价尺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互相交织,关系复杂。在推进文化大革命和抵制文化大革命之间,固然存在着对抗;而与文革正统进行抗争的诸多异端也并非同舟共济,有些还是势不两立、形同水火,为社会平等而战的遇罗克与维护老干部的联动的冲突就是一例。

遇罗克离开我们已经将近30年了,那个以家庭出身问题压制人,摧残人,吞噬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20年了。中国人在推倒现代迷信,解放思想,医治动乱创伤,重建家园的同时,填平了遇罗克所深恶痛绝的家庭出身的“鸿沟”。今天,出身再也构不成“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忘记历史。遇罗克以他单薄的身躯、无畏的勇气拼死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呼喊,为社会的正义、平等而苦斗的精神属于昨天,更属于今天和明天,因为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理想还需

要人们的奋斗,甚至牺牲。